电视剧郑和下西洋洋 是利用了什么完成航行任务的

600年前郑和下西洋开辟人类大航海时代
http://www.sina.com.cn 2005年07月13日12:04
时代人物周报
  -本报记者 刘辉
  公元1405年7月11日,江苏太仓的刘家港千帆叠影。在用香烛和三牲祭拜过航海者的守护神天妃后,郑和奉明成祖之命携王景弘率27800人起锚远航。600年后,7月11日这一天第一次成为中国的“航海日”。
  明成祖朱棣即位之初就策划了这一流传千古的大航海行动。新皇帝为何如此急迫地与海外取得联系?
  对此,历史上的解释版本很多:可能是为了找寻可能逃往海外的建文帝;或者是通过外贸所得,来填补因为连年内战造成的国库空虚;或者是将天朝恩威普诸海外,让四海之内共享太平之福;或者如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陈尚胜教授所说,是刚从侄儿手中篡权的新皇帝要告知诸邦国他已是新的真命天子,以让诸国来朝。
  不管出于什么原因,600年前郑和的这次下西洋后来被认为对人类航海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郑和可能根本想象不到他在人类史上的意义竟然是这样的。对于当时的他来说,忠于皇命,恪守臣职,才是航海任务的本职,除此而外,不会另有他想的。
成祖赐姓
  永乐年间的某个早朝,新皇帝朱棣环顾众官员,问:到底该派谁下西洋以宣天威?
  有官员力荐郑和,称其面部粗如橘皮表明他身经沧桑;印堂太窄显示其精力专注;剑眉虎额反映他具有军事统领能力;口阔如海表示口若悬河;眼光烁如激流显示其精力充沛。这些足以证明郑和可胜此任。
  皇帝显然认同这位官员的观点,毕竟自己亲自赐姓“郑”的郑和已经跟随了他15年,皇帝对其还是了解的。
  在洪武十四年(1381)的一场战斗中,一位名叫马和的11岁男孩被明军俘虏。两年后来到明都南京,后又随傅友德部队调往北平,镇守边关。洪武二十三年,马和被同在北平军营的四皇子燕王朱棣选为内侍。
  在陪同四皇子镇守边关的岁月里,马和与皇子之间培养出了友谊。自成为燕王内侍以来,马和一直追随主人征战沙场,并因此习得用兵之术。在收服北方草原地带蒙古人的战役及后来的靖难之役中,他曾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而马和在战斗中表现出的忠诚和勇敢也让燕王朱棣甚为欣赏。军旅的生涯,给郑和在下西洋的过程中几次重要的意外的而且完胜的“战役”,提供了不可或缺的经验。
  永乐二年正月初一,朱棣亲笔写了斗大的一个“郑”字赐予马和,以嘉奖其在北平近郊的郑村战斗中所立的战功。至于是怎样的战功,史书并没有记载。从此马和改名郑和。
  郑和的家谱记载其“身长九尺,腰大十围,四岳峻而鼻小。眉目分明,耳白过面,齿如编贝,行如虎步,声音洪亮。有智略,知兵习战”,俨然一个威风凛凛的统兵将领。
首航古里
  永乐元年的造船工匠们显得异乎寻常地繁忙,朝廷一条接一条的命令让他们焦虑不已。自三月以来,皇帝先后下令让沿海沿江各省建造337艘供远洋航行的帆船,同时改造188艘平底运粮船以适应外海航行所需。船工们从此开始了持续的忙碌,倾4年之功,建造或修复了1681艘以上的船只。
  这一浩大的工程动用了大半个帝国的力量,全国各地为造船选调了无数的能工巧匠,同时也不得不为造船所需的大量木材而四处伐木。
  工匠们想象不到,他们的繁忙,造就了人类史上首次,也是规模最大的一次航海史录,放眼当时天下,也惟有天朝有此财力。
  或许明成祖应该感谢父亲朱元璋给他留下了这样殷实的经济基础。小农出身的明太祖很重视发展农业,经过30多年的休养生息,仓库里的粮食多得都腐烂了。即使经历了靖难之役,整个明帝国的底子还是很厚实的。
  郑和下西洋的大船里就满载着天朝的丝绸、瓷器、茶叶等宝物,整个船队是一个包括马船、淡水供给船、战船等等的特混编队。郑和对其进行了编组,各组之间依靠鲜明的记号加以区别。
  船队中的大船长44丈,其它的技术参数据说也跟“4”有关,专家的说法是,“四”代表了“地”,即“四隅”,同时这与儒家的“四维”——礼、义、廉、耻观念相符。大船的船首画上了“龙睛”用以监视诡谲的大洋。
  宝船队沿着中国海岸南下,此行的目的地是印度西海岸的古里(今科泽科德),那是印度最重要的港口之一,是各国进行贸易的好地方。
  航行至福州时,船队进行了补给,等到东北季风来临后,顺风南下。在水罗盘的引领下,郑和带领船队驶过台湾海峡,避开暗礁和岛屿,穿越南中国海。
  在越南占城、爪哇、苏门答腊、锡兰等地分别停泊后,宝船队绕过印度最南端,来到西海岸的“西洋大国”古里。
  古里的人们很讲信用,有专人负责同宝船队的贸易。令明朝的使臣们惊讶的是,当地人计算交易额完全用手脚二十指进行,而结果则与珠算丝毫不差。这种惊讶,本身就是航海之行带来的文明交流的结果。双方讲定好价钱后,郑和换来了印度人的宝石、珍珠、珊瑚及胡椒等。
海盗之战
  来年春季,当船头上的彩旗飘向东北的时候,宝船队准备启航回国了。返航的船只上满载各国派往天国的贡使,行至满剌加(马六甲)海峡时,郑和遭遇了海盗陈祖义。
  陈祖义本是广东人,在明太祖禁海期间,以海渔为生的陈祖义不得不跑到了南洋。后来他纠集一伙人占领了苏门答腊岛的旧港。这些人只是当时逃往海外的明帝国臣民的一部分。
  拥有5000人之众的陈祖义曾派人朝贡明成祖,但他经常打劫路经此地的商船,各国商人深受其害。对于庞大的郑和宝船队,陈祖义垂涎三尺却不敢贸然下手,遂假意投降以便乘机而动。不想被识破,郑和将计就计,用火器击败了陈祖义并将其押解回京,斩首示众。
  更神奇的一次“战役”,发生在在第三次下西洋的过程中。郑和的宝船队到达了锡兰山,国王亚烈苦奈儿觊觎船队的宝物,遂派兵来劫掠。郑和认为,敌人大部分兵力来抢船,城内肯定空虚,遂带领两千多名将士攻陷了锡兰山的都城,生擒了亚烈苦奈儿及其妻子官属。在打败闻讯赶回的劫船队伍后,郑和把亚烈苦奈儿扣留在了船上并把他带回了明都,而明成祖释放了亚烈苦奈儿。
  第二次下西洋,郑和并没有随船队去送贡使们回国,而是留在了天妃的出生地福建湄州修建天妃庙,他认为,在第一次出洋遭遇台风时,是天妃“显灵”拯救了大家。
  据说,这段时间的郑和还在南京筹建了一所官方的翻译学校。这被认为是为以后进行更远航行所做的准备。
天朝盛景
  “警报迅速地在东非小镇马林迪传递开来。越过了海洋,跨过了珊瑚礁,好几片怪异的暴风云出现在海面上。渔民们急急忙忙把圆木舟拉往安全的陆地。当乌云聚拢过来时,突然间一切变清楚了,那不是乌云,而是船帆——一片接着一片的船帆,多得数也数不清。这些船首画着蛇眼的大船,每一艘都跟许多房子加起来一样大,而且数目多得像座城市。船队迅速地移动,穿过蓝色的一望无际的海洋,目标就是马林迪。当船只靠近时,船桅上彩色的大旗遮住了阳光,船舷上喧腾响亮的锣鼓声震天动地……”
  美籍学者李露华在《当中国称霸海上——纪念郑和下西洋600周年》一书中描述了郑和船队1415年到达东非时的壮观情景。这样庞大的木制帆船船队在人类的航海史上可以说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足以与同时期欧洲海军总和匹敌的郑和宝船队,此行同时送回了马林迪王国派往天国朝贡的使者。船队带来了令所有马林迪臣民们目瞪口呆的新奇物件,以至于七、八十年后的达迦马率着几艘小船带来项链等手工产品时,年长的非洲酋长对之丝毫不以为然:相较于天国的物品,这些东西太普通了,船队规模也太小了。
  这已经是郑和第四次下西洋了,传说在这次航行中一些船员可能留在了今天的肯尼亚。2005年6月30日,相传是“郑和部下后裔”的肯尼亚人姆瓦玛卡·夏瑞福启程前往中国,参加江苏太仓市举行的郑和下西洋600周年纪念活动。
  郑和船队所到之处,受到被访国家的欢迎,每次归航时,随船的各国贡使多达数百人,其中不乏一些国家的国王。而现在各国关于郑和的遗迹和传说也反映了郑和船队的影响。如泰国和马来西亚都有三宝公庙,郑和在那里被当作菩萨供奉,印度有郑和像,非洲索马里有郑和屯,肯尼亚有郑和村等等。
  郑和下西洋的辉煌在1425年明仁宗即位后被迫中断,仁宗以海外贸易为弊政,予以罢除,郑和任南京守备。直到宣德五年,中国朝贡贸易的明显衰落让宣宗朱瞻基开始感到忧心。在这之前,同敌国的战争中,明帝国又将安南失守。宣宗认为,这将削弱帝国在国际社会中的声望。为了重塑帝国声望,再造“万国来朝”的盛况,宣宗降旨让已近花甲之年的郑和率队七下西洋。
 最后的航行
  虽然航海已经中断了五年之久,但船只是足够的。在做了两年的充分的准备后,郑和船队出发了。
  年迈的郑和熟知航行的艰辛,他似乎已经预料到这可能是自己的最后一次远航了。于是,在出发前他先后立了两块石碑来记录自己前六次的航行。一块在刘家港,一块在福建沿海闽江口的太平港。这两个港口正是他第一次远航时先后停泊的驻地。在石碑上,郑和详细地记述了每一次远航的成就,包括对于中国地理知识的积累、中国文化的传播、天朝恩威的宣扬等等。
  像前几次一样,郑和献祭了天妃后,驶离南京。到江苏、福建征集宝物、增添水手后,于宣德七年初出海。
  船队顺利地第七次到达古里后,郑和将其分为数个小支队。太监洪保率队前往忽鲁谟斯国及其他阿拉伯城邦与港口,并南下东非沿岸甚至远及肯尼亚麻林。
  而这时的郑和因健康原因留在了古里,他虚弱的身体已不能经受风浪的颠簸和旅途的劳顿。
  1433年,派往各地的支队在古里会合后启程回国。途中,郑和病逝,享年62岁。宝船队第七次远航之后的一整年,各国纷纷派使前来,明宣宗达成了“万国来朝”的目的。只是,这个庞大帝国的航海事业在经过短暂的复兴后,随后就自行消亡了。
他们缩小了地球
  十三世纪末,当《马可波罗游记》在地中海出现后,立即成为当时最受欢迎的读物。人们惊讶于其内容的新奇而互相传阅或翻印。马可波罗在欧洲人眼前展示了一片宽阔而富饶的土地,从此打开了欧洲人的地理视野,让他们开始把目光投向东方。
  少年哥伦布对于前辈的经历非常感兴趣,小小年纪就读完了马可波罗的四卷游记。游记中对于中国、印度的文明富裕描写,让其十分向往。特别是日本“地铺金砖”,驱使了哥伦布立志东游。
  1492年8月3日,在西班牙国王的资助下,哥伦布率领“圣玛利亚”号为首的船队开始航行。“从西路到东方去”的主意是佛罗伦萨一位学者保罗·戴·托斯堪内里在70年代提出的。他认为,从里斯本一直向西就可以到达印度、中国和日本。同时,他还绘制了一张相关的地图,此图极有可能是以马可波罗游记为主要参考书制成的,尤其是图中的印度、中亚和远东部分。
  哥伦布命令船队一直向西航行,中南美洲终于出现在他们面前。哥伦布以为他所达到的地方就是亚洲的海滨诸岛,以为墨西哥就是马可波罗书中的苏州,又把古巴岛当作日本,并登岸四处寻问有无黄金。哥伦布无意间发现了新大陆,开辟了由欧洲到达美洲的新航线。
  而在他之前,葡萄牙人达迦马已经从另一个方向到达了印度。达迦马在15世纪早期就已经学习过非洲海岸的地理知识,至60年代,葡萄牙人开始绕过非洲南端抵达印度,从那里获得香料等印度产品。在经过近一年的航行后,达迦马于1498年5月20日到达了印度的卡里卡特,即郑和曾经七次到访的古里。而这块地方在20多年后,也成了他的葬身之处。
  虽然达迦马在航行所到之处,利用武力进行了劫掠,但他连起了欧洲、非洲与亚洲的航线。
  当然,马可波罗一直被认为是中西交通史上最早的旅行家,他走的多是陆路。但他的著作,促进了整个世界的相互了解。
  相较于马可波罗的传奇之行,利马窦在十七世纪初对中西关系的影响似乎有着更为深刻的结果。他把基督教带到了中国的宫廷,并引起了皇帝的注意。他还把几何学和应用数学带到了中国,使中国人了解到罗马字母和科学的地图制作原理。与此同时,他把儒家的“四书”译成西文,传播到了西方,使得儒家思想得以在海外落地生根。
  成就更大的恐怕要算麦哲伦了,他带领的船队第一次完成了环球航行,虽然最后真正绕地球一圈后回来的只有他的队友埃尔卡诺。麦哲伦的贡献在于其大胆的信念,他是第一个从东向西横跨太平洋航行的人。麦哲伦船队用实践证明了地球是圆的。人们第一次真正地认识了地球的形状,这在人类历史上是一个巨大的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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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史笔记:郑和下西洋与哥伦布航海 初级会员 发表于:2009-12-01 18:14 发帖 88 精华:8 注册时间:2004-11-30 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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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d=33%,,,]两位航海家航海经历[td=33%,,,]哥伦布发现美洲[td=34%,,,]郑和下西洋[td=33%,,,]时间跨度[td=33%,,,]1492~1502年[td=34%,,,]1405~1433,共28年[td=33%,,,]到达区域[td=33%,,,]美洲[td=34%,,,]南洋印度,南亚,北非东非几十个国家和海域[td=33%,,,]船只[td=33%,,,]最多17艘 [td=34%,,,]上百艘[td=33%,,,]次数[td=33%,,,]4[td=34%,,,]7[td=33%,,,]人员[td=33%,,,]20多人[td=34%,,,]最多27000多人[td=33%,,,]收获[td=33%,,,]带回欧洲马铃薯,西红柿,花生,辣椒[td=34%,,,]带回长颈鹿和少量黑奴[td=33%,,,]意义[td=33%,,,]世界资本主义贸易体系的开端[td=34%,,,]中国走得最远的一次海外活动
学术界对郑和下西洋与哥伦布航海进行比较的观点:
梁启超:《祖国大航海家郑和传》
郑和七下西洋的航海壮举结束后,中国远洋航海活动就此却步。一时好大喜功的中国封建皇帝不惜倾全国之力,建造规模宏大的郑和船队,但是缺乏赖于持久从事如此规模的航海活动的经济基础。郑和航海虽然也部分反映了明廷进行朝贡贸易的意图,但其政治因素明显大于经济因素。郑和航海并无航海探险、开辟新航线的经济动因,而只是一种宣示威德于四方的具有明显政治色彩的和平远征。
《郑和研究论文集·郑和时代的世界帆船航海》
15世纪是整个世界发生变化的世纪,在东方的中国和西方欧洲同时进行着性质截然相反的贸易。郑和贸易团在亚非地区开展的贸易是建立在平等、互利、互相信赖的基础上的,与西方殖民者在同时期的以掠夺、扩张和屠杀为特征的贸易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当时参加(郑和)贸易工作的马欢在《瀛涯胜览·古里国》中,详细介绍了在古里国进行十分有趣的摸手议价贸易过程:事先择定日期,届时国王派两位大臣来主持,明朝船队有关人员先将各种货物带到交易地点,双方当着面,一件一件地通过摸手来公平议定价格。这种***双方互把手插到对方袖子里摸手指以议价的方法……最后双方击掌,就算交易完全商定,决不翻悔。……从15世纪中叶起,西方殖民者则一手制造出长达四个多世纪、震惊世界的历史悲剧──黑奴***。……欧洲人硬把非洲黑人当作一种活的商品──会说话的牲口,去进行***。……一支伯明翰***就能换到一个黑人,一匹阿拉伯马能换25个奴隶……地理大发现同时使美洲印第安人人口大减,历来被屠杀的达1200万到1 500万之多。……前者郑和是和平使者,后者哥伦布是入侵强盗,两者形成鲜明的对照。
《郑和研究论文集·十五世纪两宗截然不同的贸易》
人们常常把郑和比之于西欧著名的航海家哥伦布、达·伽马和麦哲伦,西方的航海家们在世界航海史上确实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他们为资本主义的发展建立了功勋,在这一方面,他们是划时代的人物。但是,拉美人民、非洲、印度和东南亚人民并没有因哥伦布发现新大陆、达·伽马第一个绕过好望角,打通欧洲通往东方的航路而建寺立碑去纪念他们;麦哲伦第一个完成了环球航行,在他的死亡之所──菲律宾的马克坦岛,菲律宾人民建立了巨大的纪念碑来纪念民族英雄拉普拉普,因为他在战斗中打死了麦哲伦。拉普拉普是菲律宾第一位反对外来侵略的英雄,而麦哲伦则作为一个残忍暴虐、贪得无厌的侵略分子载入菲律宾的史册。究其原因,就在于哥伦布、达·伽马、麦哲伦之流把殖民、奴役和前所未闻的屠杀、掠夺、迫害带给了拉美、非洲、印度和东南亚人民。在这一方面,他们将永远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和郑和相比,实有天壤之别。
历史是最好的见证,爱好和平和自由的东南亚人民是最严正的法官,数百年中,各种郑和庙宇香火旺盛,各种遗迹经久不损,各种传说历久不衰,这正是东南亚人民对来自中国的友好使者怀念、敬仰的表现。
《郑和下西洋》
东西方航海遥相呼应,是人类历史发展不断扩大交往过程中的重大事件,对于促进东西方汇合发挥了积极的历史作用。虽然双方背景不同、条件不同,但是人类为了认识外界而走向海洋的愿望是相同的,这是人类进步的必由之路。东西方航海模式存在共性:同是人类通过海洋认识外界、走向世界的过程。郑和时代的中国是世界上最先进的国家之一,客观评价郑和航海的历史意义,不以19世纪以后形成的西方观念框架去评价,就会认识到在西方的航海之外,存在另一种模式的航海,另一种古代国际关系的模式。换言之,15世纪存在两种海洋开拓模式以及与之相联系的人类交往模式。中国航海的和平稳定发展模式,与西方的暴力掠夺发展模式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是我们从东西方航海比较中得出的合乎逻辑的结论。就当时发生于东亚乃至亚洲的历史来看,伴随郑和的一次次出航,一个东方的朝贡体系建立了起来,国家权力在区域整体上扬,由此,一个官方贸易为主体的区域贸易网络形成了。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关系建立在中国传统文化深厚的积淀层上,下西洋船队将中国文化远播海外,在东亚乃至亚非建立起具有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深厚底蕴的国际交往准则,凭借这些准则,在区域内建立起和平秩序,成为区域合作的基础。这是对中国汉唐王朝“德被四海”的发扬光大,与暴力掠夺的强权政治有着根本不同。
万明:《关于郑和研究的再思考》,《中国史研究动态》2003年第7期
伟大的郑和航海显示了中国有强大的远航能力。但是由于在动因、大地观、地图等方面,明初中国远远不具备西欧人完成地理大发现那些得天独厚的条件,所以中国未能进行地理大发现。地理大发现最根本的条件还是经济动因。如果明初中国资本主义有迅速的发展,从而产生强大持续的经济动因,那么封锁的海洋政策、皇帝的主观意志(行为)、狭隘的大地观以及传统地图的缺陷等不利条件都会改变,并按经济要求而顺向发展的。那么中国人也会完成地理大发现的。
宋正海 陈传康:《郑和航海为什么没有导致中国人去完成“地理大发现”?》,《自然辩证法通讯》1983年第1期
就郑和船队之规模、装备、技术等航海能力而论,当时中国人完全能完成地理大发现。这是已为中外史学界所公认的了。……由于郑和航海缺乏强大的持续的经济动因,当封建皇帝的主观意志有了改变,不再支持郑和航海时,郑和使团部分成员的海上探索就进行不下去了。郑和下西洋暂时的性质,软弱的动因,是当时中国不能完成地理大发现的根本原因。这是一。其次,狭隘的大地观是郑和航海未能引导中国人去完成地理大发现的重要原因。在古代中国,地平的大地观是根深蒂固的。明初占统治地位的宇宙理论是中国传统的浑天说。浑天说主张“浑天如鸡子,天体圆如蛋丸,地如蛋中黄,孤居于内,天大而地小。”其虽包含球形大地观,但其对大地球形的理解,与地理大发现时代哥伦布、麦哲伦等航海家对大地球形的理解,有本质的不同。浑天说所谓的球形,大半个在水中,小半个在水上。自然水中的半球并非人世,航行是无法到达的。……所以,浑天说中的人类世界实际上还是个半球,和新盖天说中的拱形大地倒有相似之处。在郑和航海时代,郑和船队的航海家们无论持浑天说,或是持盖天说的宇宙理论,都不会向世界大航海时代的西欧航海家那样,确信大地是球形的,因此,他们考虑不到航海西行可以东达,或东行可以西达的问题,也不会对自己提出进行环球航行的问题。
哥伦布VS郑和究竟谁更伟大 
文/北京科技报记者 杨猛
  人们一直想搞清楚,究竟中国的郑和伟大?还是国籍尚待考证的哥伦布伟大?
“哥伦布不可替代”
  “光从技术和规模讲,郑和要比哥伦布先进。”
北京大学
历史学系教授何顺果5月19日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介绍。“有研究表明,哥伦布之前,非洲人、北欧人,甚至中国人都有早于哥伦布到达过美洲的记录。”在何教授看来,哥伦布发现美洲新大陆,是一次“重新发现”。原因在于,无论从人种学还是考古学角度,都有证据表明,印第安人是从亚洲大陆蒙古利亚去的美洲。印第安人不是美洲土生土长,印第安人早于哥伦布“发现美洲”。
  在与加拿大海岸隔海相望的纽芬兰岛上发现的遗迹表明,北欧海盗在大约1000年前就到过北美洲,远在哥伦布1492年航行到西印度群岛之前。非洲人也被猜测曾经横渡大西洋。亚洲的慧深和尚,有书记载曾“东渡扶桑”,现在有学者认为,扶桑既有可能说的是中国东部岛屿或者日本,也可能就是美洲。
  技术不如郑和,名次上又没有“拔份儿”。为什么哥伦布成为“哥伦布”?这是否说明哥伦布不如郑和呢?
  “事实并非如此。”何顺果教授说,“尽管谁是第一个美洲发现者争论复杂,但都无法掩盖哥伦布发现美洲的重要性。没有人可以取代哥伦布。”
  他认为:哥伦布的发现是资本主义时代的一个重要标志。哥伦布的远航开辟了大西洋贸易。此前,资本主义只是以西欧为中心的一个狭小区域;之后,哥伦布开辟的大西洋时代,第一次超越了西欧和欧洲的范围,到达了美洲。也由于大西洋贸易经济的诞生,最终发展形成了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直至今天,这个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大框架仍然基本没变。
  “大西洋体系是真正意义上的世界范围的大资本主义体系。它为持续发展的资本主义提供了动力和开端。因此,怎么评价哥伦布的开拓意义和贡献都不为过。”
 “孟席斯的观点有明显错误”
  去年,英国退休海军军官加文·孟席斯的著作《1421:中国发现世界》引起了学术界的争议,孟席斯认为,是郑和的船队第一个到达了美洲。
  何顺果教授认为,孟席斯的研究第一次用西方的观念“重现”了郑和下西洋这段辉煌的历史,很有开拓性。但是孟席斯书中有许多观点值得商榷。比如,孟席斯认为:1542年罗兹呈送给英国国王的地图有大爪哇和小爪哇的标记,并认为这是借用了郑和的航海地图。大爪哇就是现在的澳大利亚,即认为郑和发现了澳大利亚。但是中国地图和西方地图有着基本的区别。中国惯用山水作为地理标记,西方则习惯使用经纬线。“罗兹地图具有明显的西方地图特征。”而且,1542年之前,西方就有了对包括爪哇在内的南大陆的记载,在印度史诗《罗摩衍那》中也有相关记载。葡萄牙1511年就占领了马六甲周边,到罗兹地图年代已有30年。“在孟席斯的书中,很多是这种猜测性的观点,过于附会。”
  何顺果教授认为,“最要命”的是“定位”错误。“孟席斯认为,郑和的航海是整个世界发现的开始,这混淆了概念。郑和下西洋并没有摆脱传统的目的。世界观念的形成,真正始于哥伦布。”
郑和PK哥伦布,谁更伟大
  “我认为,目前对于郑和活动的研究,存在许多误解。”何顺果教授认为,哥伦布和郑和的远航都是世界历史性事件。除去技术因素,从整个航行带来的后果和意义判断,哥伦布的贡献远高于郑和。
  就航行的目的和性质而言,郑和下西洋不是一次纯粹的经济活动,而是一次政治活动,是为了彰显明朝国威,巩固和扩大中国传统的华夷体制,和哥伦布的开拓疆域寻找航线的经济目的不是一回事。
  在经济上,郑和下西洋基本上是赔本***,亏损消耗严重,不具有长期动力;而哥伦布航行则表现为持续的动力。在组织形式上,哥伦布航行是一次个人为主体的私人行为,借助于国家的支持保护;郑和航海则是官方的活动,由国家组织和执行。结果也不一样,郑和下西洋没有任何开发活动,基本沿用已知的海域,哥伦布则是开辟了一条通往新大陆的航线,最终成为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
  对比郑和和哥伦布诸多不同,何顺果教授归结为“郑和是旧时代的辉煌,而哥伦布则是新时代的开端”。
郑和与哥伦布现象的对照研究
文/辛元欧
  郑和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航海家,规模宏大的郑和下西洋盛举,对当时东方亚非世界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均产生了重大影响,在中外交通史上,郑和“继张班伟业,开哥麦先河”,作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
  持续28年的郑和下西洋,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打破了封建社会的旧体制,严重危及中国封建王朝的根基,于是为明代封建统治者斥为弊政,从此把海禁定为国策,从而使中国由开海开放的盛期迅速转为禁海闭关的衰期,导致中国日趋衰落。而比东方郑和几乎晚近一个世纪的西方的哥伦布,自他作大西洋航海探险发现美洲后,却导致地球大发现,接着西方行进的资本主义制度取代了落后的封建制度,使世界面貌焕然一新。
  郑和与哥伦布从事的同为远洋航海活动,前者的时效远较后者要大,影响亦广,而后效却远远不能与后者相比。这种在时效和后效方面所显现的两种截然相反的后果,在本文中名之为郑和现象和哥伦布现象。也许哥伦布航海遭遇及其后效应更有其历史的必然性,明初的郑和下西洋却是一种历史偶然性,而其后果则又是历史之必然。
  郑和与哥伦布现象的发生,充分反映了东西方文化传统的差异,它是由东方以中国为典型代表的重农抑商与西方的重商主义两类完全相悖的传统所引起的。实际上,这也是造成中国封建社会长达2000年,而西方封建社会较为短暂的根本原因。在明初永乐这一特殊年代,世界第一轮的、由国家倡导的大规模的开海开放的远洋航海盛期竟然会发生在以自然经济为基础、重农抑商的中国封建社会,可谓人间奇迹、古代世界独特的风景线。
  恩格期的至理名言:“远洋航海业是绝对产生资本主义的行业”,郑和下西洋时期中国商品经济的发展就是重要的例证。这一定会使处于开放年代的21世纪的中华儿女更能感受到长达28年的郑和下西洋开海开放事业之可贵。作者坚信2005年全球华人欢庆郑和下西洋600周年的活动意义深远,必能进一步宣传和弘扬郑和开海开放的业绩,促进世界的和平与发展,完成祖国统一大业,激励全球华人为21世纪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努力奋斗。本文将通过对郑和与哥伦布现象的比照研究阐明上述论点。
  一、厚往薄来与东方金梦
  郑和下西洋与哥伦布发现美洲同为世界航海史上的重大事件,但是两者的目的却大相径庭,反映了中西文化传统的固有差异。郑和下西洋出现于中国封建社会中、后期,可谓千载难逢,在西方人看来,出现郑和现象难以理解,而中国学者在探讨郑和下西洋的目的时,也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可是万本不离其宗,明廷始终按照祖训,执行着“厚往薄来”的既定方针,并贯彻于郑和下西洋的始终,这也是反映我中华泱泱大国胸怀的一个侧面,只是在明代推行的朝贡贸易中反映得更为淋漓尽致。
  自朱元璋削平东南群雄建元洪武以来,后者的残余势力退居海岛以图东山再起,他们勾结倭寇和海盗,内外为乱,致使明初倭患日烈,明廷不得不在东南沿海加强海防工事,并彻底禁止国人出海,屡下不准下海的禁令,开始把海禁定为国策。
  但另一方面,为使退居海岛的复辟势力无有退路,又迫切需要通过经济手段施恩于沿海诸国,与他们建立和平友好的关系,藉以稳定东南局势。于是一项特殊的朝贡贸易政策出笼了。根据这项政策,严禁中国民间海船出海,虽也限制外国海船进口商品的数量,但却竟然完全放弃前代市舶的税收利益,实施区别于前代的、彻底的“厚往薄来”的市舶制度。
  其先决条件是各国来华船商必须承认与明廷的“宗主”关系,这对一些希望通过朝贡贸易得利的国家很有吸引力,而对于朱元璋也就达到了以经济换政治、以朝贡求稳定的目的。可见朝贡贸易是他在明初推行海禁政策的一项得力措施和最佳选择。
  可是哥伦布的航海探险的目的却适得其反,与其它西方探险家一样,他们离乡背井,冒着生命危险参加航海探险的目的何在?无非是为了一个“钱”字。而西欧各国不惜代价资助探险海运,也是为了获得更多的钱,这与西方国家自古以来的重商传统一脉相承。
  还是在12世纪西欧各国骑士参加十字军东征时,当他们攻陷拜古庭首都君士坦丁堡时就深为其宫廷的豪华、富丽所倾倒。到了马可波罗时代,更为其回国后对包括印度和中国的富庶的宣传所吸引。据传在印度、中国和日本都是黄金遍地的天府之国。
  当时欧洲已把货币当作普遍的商品交换手段,并大量购买东方商品,造成原来产量有限的西欧黄金大量外流。欧洲,特别是西欧囿于地域狭小,难有发展空间,而15世纪中叶之后,通中亚的商路又为土耳其人所把持,从而使西欧封建主有了向海外扩张的需求,千方百计寻找一条通过大西洋到达东方的航路,而欧洲人对黄金的追求也促使他们极愿参加到东方的航路探险海运中来,这才分别导致葡萄牙政府派达伽马东航到印度,西班牙政府则派哥伦布西航到了美洲。
  1492年4月17日,西班牙国王与哥伦布签订了圣大非协定,明确规定,西班牙国王是新发现领土的宗主和统治者;任命哥伦布为新发现领土的海军司令和总督;哥伦布将拥有新发现领土上出产和交换所得的全部黄金、白银、珍珠、宝石、香料和其他财物的十分之一,并且一概免税;对于同领土进行贸易的船只,哥伦布享有投资取得八分之一股份的权利;哥伦布还享有新领地的商务裁判权,其后代世袭其一切爵位、头衔和权利。
  圣大非协定满足了哥伦布提出的全部要求。通过圣大非协定,可见哥伦布航海探险的真正目的。当时西欧各国君主均愿意给与冒生命危险的航海探险家们以优厚的待遇,以期为他们获得海外领土。不少航海探险家因此致富,当然也有不少探险家在海上丧生或为当地土人所杀,因为这毕竟是一种冒险的事业,但是,东方金梦的诱惑力实在太大了,愿去海上挺而走险者竟与日剧增。
  哥伦布探险队自登上第一个美洲海岛起的第一件事就是寻找黄金。当他们在海地岛上发现了黄金后,起初还用玻璃和玻璃制品等不值钱的东西,以交换印第安人的贵重物品,不久当发现原始的印第安人缺乏抵抗能力时,竟然把印第安人的一切掠为已有。
  当哥伦布正在美洲海地岛上寻找黄金贮藏地时,他乘坐的旗舰圣玛丽亚号在停靠地不幸沉没,迫使哥伦布决定返航。限于尼尼亚号小的运载能力,只得留下部分人员在岛上建立居留地。按照常理,面对孤岛,离乡背井,人们总是要逃避的,可是岛上黄金的诱惑使船员们竟争先恐后地要求留下。这就是海上探险时代船员们之一般心态,也是他们冒险动力之所在。他们的拼搏精神令人敬佩,而对财富的贪婪却为人们所不齿。
  在所有西方航海家中,哥伦布是一位善于争取个人利益和目标的能手,一开始之所以没有说服葡萄牙国王接受西航计划以及他曾三次为西班牙王室所拒绝,其主要原因是要价太高了。哥伦布在西班牙活动了6年,他宁可使毕生从事的探险计划搁浅,而决不降低报酬标准,始终把个人利益放在首位。
  由于他的坚持,最终还是西班牙君主妥协,同意了他的航海计划,哥伦由是一位典型的重商主义者,在与西班牙君臣、热那亚朋友、佛罗伦萨人和正宗的犹太人打交道时,就强调百分比、委托利益和利润,这完全是一种资本主义的模式。
  实际上,这一切均与他对未来世界经济发展的洞穴力是分不开的,他称得上是当时西欧经济发展环境中脱颖而出的一位超越时代的新生资本主义人物。他之所以能坚持不懈进行四次西航直到西班牙君主不再同意他西航而病入膏肓时仍念念不忘,并因他的西航到日本和中国的目标未能完成而深以为憾,除了一般航海家的黄金梦外他还有更进一步的目标。
  他在航海日记中曾说起他到达的新大陆的意义。他说:“单就从这项事业中获得的收入而言,对西班牙来说也是一项很大的成就。……陛下将获得大量的领土,它是另一个大陆。天主教将在城发现广阔的活动领域,我们的宗教信仰将大为巩固。”历史已证明:西班牙正是依靠广大的美洲殖民地才在16世纪称雄世界。但当时处于贫瘠状态的西班牙,有谁能相信和理解哥伦布的这番话,而当时西班牙君主却以实用主义的眼光误认为达伽马到达印度是富有成果的。而哥伦布到达新大陆却一无所获。
  二、和平亲善与殖民扩张
  郑和下西洋前后28年,按照永乐皇帝的旨意,郑和频频出使西洋各国,与他们保持了和平、亲善的国家关系。通过与亚非各国的友好交往,郑和把中华民族的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传播到世界各地,为人类的进步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郑和船队打破了海道阻隔的障碍,增进了中国亚非各国的了解,加深了与各国人民的友谊。
  对于东南亚各国,过去为了各自的利益,以强欺弱的情况时有发生,而郑和均能以一位中国回族外交家的风度(当时东南亚各国大都尊奉回教),进行外交斡旋,利用强大的中华民族的一种无形的威慑力量,折强扶弱,在一定程度上保持了这一地区的稳定的国家关系。它结出了反映中华民族几千年儒家文化的累累硕果--宽容、友谊、和平与发展。
  那么,哥伦布及其探险队的所作所为却又如何呢?哥伦布第一次西航回到西班牙后,受哥伦布有关新大陆黄金遍地的宣传所倾倒,人们视哥伦布为凯旋英雄。国王费迪南德和女王伊莎贝拦热情欢迎他的回归,细心听取他的有关探险的汇报。
  5月29日国王向他颁发了衔***,哥伦布正式获得了新发现的海岛和陆地的海军司令、总督和副王的头衔。国王颁发授衔***后,哥伦布立即开始了第二次远航的准备工作,第二次远航的费用为第一次的2.5倍,总数达500万马拉维德。
  这些钱都是由政府出面筹措的,大部分是从大贵族那里贷来的,小部分是动用了没收的犹太人财产。这次远航共有17艘帆船,旗舰的吨位最大,亦取名“圣玛丽亚号”,还有两艘与旗舰型号相同,分别为“科利纳”号和“拉加劽中”号,其余有10艘横帆船,2艘三角帆船,另有2艘小吨位3桅帆船,适于在浅水中作侦察航行。由于第一次远航已找到了黄金,这次几乎不要动员,志愿参加者蜂拥而至,哥伦布共选用了1500余人,其中除自费参加的200名贵族子弟全部由国家发给薪饷。
  第二次远航船队的装备也与第一次大不相同。武器、弹药、口粮、腌肉、小商品和桶装淡水、啤酒等要样俱全,此外还有农业生产工具;各类种子和种秧;各种家禽;用于采矿的工龄和炸药等。船队在加那利群岛停泊期间,又装上了甘蔗和猎犬。运载这些物品的主要目的是建立殖民地的需要。这次航行主要目的已经不是为了探险,而是一次军事殖民行动。
  1493年4月,哥伦布在致西班牙国王的信中提出在新发现的土地上建立殖民地的设想。5月29日国王颁发诏书,正式批准了哥伦布建立殖民地的计划。诏书规定第二次远航有三项主要任务:1、征服、教育和改造印第安人;2、建立商业殖民区3、考察古巴是否属中国的一部分。
  为了摄服海地岛上的印第安人,哥伦布进行了9个月的征服战争。1495年,哥伦布发布命令,凡年满14岁的印第安男人,每人每季必须缴纳一鹰脚铃金砂,或25磅棉花。酋长每人每两个月必须缴纳1葫芦金砂。完税者发给一块铜牌挂在脖子上,未缴纳者或缴纳不足者将受到惩罚,重者可处死。它就是历史上臭名昭著的鹰脚铃制度。
  在短短的几年中,印第安人累世积攒起来的黄金很快被西班牙殖民者榨取一空,海地岛上黄金的贮藏量有限,时间稍长,多数人均完不成指标而惨遭杀戮或劳累致死。即便逃匿山林,最终不免死于饥饿和疾病。海地岛上的印第安人急剧减少。哥伦布这类典型的西方航海家具有航海探险家与殖民扩张分子的双重身份,与提倡和平亲善的中国航海家郑和恰成鲜明的对照。
  利玛窦曾把中国的人文精神与西方的进行了比较,认为两者存在天壤之别:“在这样一个几乎具有无数人口和无限幅员的国家,而各种物产又极为丰富,虽然他们有装备精良的陆军与海军,很容易征服临近的国家,但他们的皇上和人民却从未想到过要发动侵略战争。他们很满足于自己已有的东西,没有征服的野心。在这方面,他们与欧洲人很不相同,欧洲人常常不满意自己的政府,其贪求别人所享有的东西,西方国家似乎被最高统治权的念头消耗得筋疲力尽,但他们连老祖宗传给他们的东西都保持不住,而中国人却保持了数千年之久。我仔细研究了中国长达四千多年的历史,不得不承认我从未见到过这类征服的记载,也没听说过他们扩张边境。
  三、造福亚非与祸殃美洲
  郑和下西洋之前,特别是东南亚诸国经济十分落后,郑和船队满载着当地盛产的香料源源不断地运往中国,开拓了中国的香料市场。爪哇、旧港等地就是在这种影响下,“变成向东方香料群岛扩展的经营基地,嗣后新的港口如杜板、伽拉旦和锦石,在中国商业的影响下异军突起”,“中国对于胡椒的大量需求导致了爪哇和苏门答腊胡椒种植的增长,这样必然刺激经济的发展”。国外学者对郑和在发展亚非国际贸易方面所取得的成就给予很高的评价。
  郑和七下西洋,为亚非各国,特别是东南亚各国的国家独立、经济繁荣、文化交流作出了不朽的贡献,获得了东南亚各国人民的景仰。他们到处为他建庙竖碑,记载他的业绩,追思他的恩泽,定期举行纪念活动,庙中香火不绝,历890年不衰。可以说世界上还没有一个航海家能在这么多国家、这样多的人群中受到如此普遍的尊敬,不少国际学者至今还致力于研究郑和下西洋的业绩,颂扬郑和开拓海洋事业的伟大精神。
  那么哥伦布四次远航美洲,究竟给美洲带来些什么呢?马克思和恩格斯都曾原则地论述过欧洲殖民者的强盗行径。马克思曾借用19世纪英国研究基督教的学者威.豪伊特对于打着传播基督教的招牌进行殖民掠夺的人们评论说:“所谓的基督教人种在世界各地对他们所能奴役的一切民族所采取的野蛮和残酷的暴行,是世界历史上任何时期、任何野蛮、愚昧和残暴无耻的人种都无法比拟的”。
  这是马克思对于一切殖民者的鞭挞,自然也包括最早的殖民者哥伦布。哥伦布的探险活动为人类社会提供了两件东西。一是开辟了横渡大西洋到达美洲的新航路;二是提供了通过殖民地掠夺进行原始积累的新方式。对于由哥伦布发现的新大陆美洲而言,正是在旧大陆寻求海外扩张的西欧各国肆无忌惮进和掠夺最理想的场所。
  与郑和下西洋造福亚非、胜造七级浮屠相比,哥伦布等西方航海家的海外殖民活动带给美洲人民的却是无尽的灾祸。西方殖民者所到之处对当地人的剥削和压迫,可谓惨不忍睹,葡萄牙人在印度的果阿法庭发明的镇压当地人的种种酷刑令人发指,而西班牙在美洲的暴行也是一脉相承。
  除此之外,哥伦布进入新大陆后还为美洲当地人带去两件杀伤性武器,那就是***炮和细菌,特别是后者,杀伤力特别强。12-13世纪,当时还在已知世界边远地区的西欧,因黑死病及瘟疫的蔓延而受累无穷,后来他们逐渐增强了对细菌的抵抗力。由于西欧人作为旧大陆的带菌者大批进入新大陆,原本生活地新大陆的美洲土著的生态平衡受到了严重破坏,细菌以意想不到的速度传播,并夺去了无数美洲人的生命。
  印第安人在病床上死于由欧亚大陆传来的病菌的,要比在战场上死于欧洲殖民者的***炮和刀剑下的要多得多,这些病菌杀死了大多数印第安人和他们的领袖,消磨了幸存者的士气,从而削弱了对欧洲殖民者的抵抗,经常使之不战而胜,1520年,在新大陆天花由于受到来自旧大陆带菌者的感染而迅速肆疟流行,到1618年,墨西哥原来的2000万左右的人口急剧减少到160万左右。
  当皮萨罗于1531年率领168人在秘鲁海岸登陆去征服有几百万人的印加帝国时,天花早已在1526年由陆路传到,杀死了印加民族的很大一部分人口。包括印加帝国皇帝,造成帝位纷争,导致内战,皮萨罗坐收渔人之利。又如一个欧洲征服者于1540年在北美东南部行军时,道遇两年前因当地居民死于流行病而被放弃的一些城镇旧址,这些流行病是从沿海地区印第安人那儿传来的,而这些印第安人又是被到沿海地区来的西班牙人感染上的。这些病菌是赶在这些西班牙人之前向内陆传播的,印第安人以前从来没有接触过这些病菌,因此对它们既没有免疫能力,也没有遗传抵抗能力。天花、麻疹、流感和斑疹伤寒争先恐后地要做杀手的头把交椅,紧随其后的还有白喉,疟疾、流行性腮腺炎,百日咳,瘟疫等。
  欧洲人随身带来的病菌乃是他们最强大的征服武器,他们在新世界横扫一切,因为当地居民对欧洲人带来的病菌毫无免疫力,在加勒比海地区,几乎所有的土著部落居在在不到50年的时间里扫荡殆尽。到1656年,中美洲阿兹特克和玛雅文明区的人口从原来的大约2500万萎缩到150万,安第斯山脉的印加文明区也遭遇类似的命运,其人口从原来的大约900万减少到60万,北美甚至在大批的称民到来之前,第一批欧洲来客带来的病菌,大约在1616-1617年就已以在大片土地上扫荡了许多土著居民,从500万减少到6万。据估计,整个新世界的人口从1亿减少到500万。
  由上可见,随着哥伦布及其后的西班牙殖民者的陆续来到新大陆,对当地的美洲人民带来有形和无形的灾祸。当1992年在哥伦布到达新大陆500周年时,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欲把哥伦布发现新大陆的日期作为全球节日之一时,理所当然地受到拉丁美洲人民的坚决反对。可见千秋功罪,自有定论。
  四、嘎然中止与持续进行
  连贯8年的郑和下西洋不仅使亚非地区的海上贸易进入盛世。由郑和所推动的中国大规模远洋航海活动进一步孕育了中国的航海商业。正值郑和下西洋成功进行远洋航海贸易的同时,永乐皇帝对北方蒙古族及南方安南的用兵却很不成功。
  尽管他清醒地看到北方蒙古族对明王朝的重大威胁,可是为了强化自己的皇权,他不敢把军队托付给有本事的将领去指挥,一旦北方边境吃紧,动辄他就御驾亲征,对蒙古先后进军五次,但始终未能翦除蒙古的威胁,本人最后也累死于征途之中,耗费了他一生中大部分精力。
  永乐帝对北方的用兵,已使明国库不堪负担。为了便于他部署对北方的军事行动,永乐18年迁都北京,实际上的资金积累工作于永乐2年已经开始。为了往北京大量集中人力、物力,分别在江西、湖广、浙江、山西和四川的林区组织伐木,在北直隶组织烧砖,开通淤塞多年的南北大运河,修复北京城墙、宫殿,所需物资大多由遥远的南方运来。以上两项支出均是纯消耗而不能回收。
  而郑和下西洋虽然所失,但毕竟还有所得。据明严从简《殊域周咨录》中说:永乐朝的海外贸易,“充溢库市,贫民承令博买,或多致富,而国用亦羡裕矣”。有的学者论证,在郑和下西洋期间,仅与东南亚各国的贸易额每年达白银100万两,十年即达1000万两,超过郑和下西洋中化去的赍银600万两的三分之一。
  看来至少可以做到持平,要不然,都是支出,毫无收入,如果按朱元璋时期那样的朝贡贸易政策,则郑和下西洋坚持不了28年之久。当六次郑和下西洋行将结束时,由于北伐和迁都,支付浩繁,明廷已经是“国库空虚”,故永乐皇帝一死,洪熙帝受大陆派的蛊惑却全部怪罪于郑和下西洋,并下诏:“下西洋诸蕃宝船,悉皆停止”,显然,前述两项消耗是造成“国库空虚”的主要原因,但朝臣们却把“国库空虚”的罪名一概归之于郑和下西洋,可谓本末倒置。
  实际上,郑和下西洋广泛的官方出口贸易活动,大大地刺激了中国纺织、陶瓷、冶铁等手工业的发展,引发了嗣后明代此起彼伏的私人航海贸易活动,强化了中国工商业发展中的资本主义因素。
  恩格斯针对西方探险家所从事的航海业曾有过十分深遽的评论,他明确指出:“航海业是确定的资产阶级的行业,它把自己的反封建性质也在现代的一切舰队上打上烙印”,笔者认为这一点对于郑和下西洋和哥伦布的西航海运都是适用的。
  确实,在郑和下西洋的促进下,明初的商品经济有了进一步发展,促进了人们的物物交换和商品意识,农民逃离农村,向工商业城镇转移或驾船出海从事商业活动。他们冲破祖辈世代依靠土地的束缚,“或冒匠窜两京,或引贾四方,举家舟居,莫可踪迹也”。
  可见郑和下西洋期间从事的贸易活动已经不自觉地顺应了破除土地的束缚进一步发展商业的世界潮流,这在根本上动摇了封建经济的根基,郑和实际上成了封建制度的掘墓人,这当然是郑和所料不及的,正由于这样,具有超稳定结构的中国封建王朝的卫道者们竟全盘否定郑和下西洋的航海活动,斥之为弊政。
  在经历了28年的郑和下西洋之后,中国的远洋航海活动竟嘎然中止,就此严禁一切大型海船出海,中国航船在西洋航线上急速后退,其后中国海船基本上未越过马六甲海峡以西的西洋海域而退守东洋。来了一个大逆转,使中国当日开拓海洋的突出优势很快丧失殆尽,今日反思起来,岂不痛心!
  反之,比郑和下西洋晚十年,由葡萄牙航海家亨利王子所开创的航海探险事业却获得了突破性的进展,随着航海探险活动的深入进行,由于掠夺黄金、奴隶和其它商品带来的巨大商业利益,使葡萄牙加速了航海探险的进程,但也进一步加了其领土扩张的野心,于是航海探险逐渐变成以经商为目的海上远征。
  1480年葡萄牙人建立他们最重要的西非要塞米纳,并建立“海外商馆”,受到欧洲各国的支持,1497年达伽玛打通了欧洲与西非的海上航路,葡萄牙人就此进入了印度洋,而与此同时哥伦布又发现了美洲大陆,从此开始了16世纪持续不断的探险活动,迎来了全球地理大发现。
  于是,整个世界的大范围才得以确认,发现了一块与旧大陆面积相当的新大陆。从而使欧洲各国才有可能相继掠夺新大陆的资源完成了其资本的原始积累,为世界资本主义的发展和嗣后的工业革命奠定的物贸基础,从此才把东西方捆在了一起。因此从总体上说,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对于整个人类社会发展来说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有人说,早在哥伦布之前几百年就有人横渡大西洋到了美洲,甚至有人说还是在上古或史前时期,如中国殷人也有可能在海上漂流到了美洲,而哥伦布15世纪才到达美洲,何足挂齿?实际情况是中国殷人或诺曼人漂洋过海到达美洲,纯属历史偶然性,不是历史发展的必然,更非由某种经济原因所抢劫,因而,列宁认为:“他们的航行均成为孤立的行动而沉没于相反行动的汪洋大海中”,它们对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并未产生多大影响。而哥伦布的航行和发现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
  在纪念郑和下西洋600周年时,我们为在以封闭的自然经济为特色的中华大地竟然会出现以开拓海洋,以商业贸易经济为特色的世界首起大规模的远洋航海活动而感到惊奇,叹为人间奇迹。但在缅怀郑和丰功伟绩的同时,我们也为中国出现昙花一现的郑和下西洋而就此禁海锁国的历史现实而万分遗憾。总想如再出现一个永乐明君那有多好。但是个人的感情和想像终究阻挡不住历史发展的规律。
  当时以自然经济为特色的中国根深蒂固的封建社会视开拓海洋、促进商品经济发展为洪水猛兽,总是站在历史的对立面对郑和下西洋横加指责,那怕见到一丝妙头,也要把他消灭于萌芽之中,以“拔其根”,明朝统治者竟把郑和下西洋留存在朝中的全部档案烧毁,何其毒也!可见,郑和下西洋就他开始的第一天起就决定了他的“昙花一现”的历史命运。
  梁启超在肯定了郑和下西洋的伟大盛举后反思道:“郑君之初航海,哥伦布发现亚美利加以前六十余年,当维哥.达.伽玛发现印度新航路以前七十余年。顾何以哥氏、维氏之绩,能使全世界划然开一新纪元。而郑君之烈,随郑君之没以俱逝。我国民虽稍食其赐,亦几希焉。则哥伦布以后,有无量数之哥伦布,维哥.达伽玛以后,有无量数之维哥.达伽玛。而我则郑和之后,竟无第二之郑和,噫噫,岂郑君之罪也”。
  接着他又说:“天下事失败者不必说,其成功者也不必与其所希望这性质相缘,或过或不及,而总不离本希望之性质近是,此佛说所谓造业也。哥氏之航海,为觅印度也,印度不得达而开新大陆,是过其希望者也。维氏之航海,为觅支那也,支那不得达,而仅通印度,是不达其希望者也。要之其希望之性质,咸以母国人满,欲求新地以自殖,故其所希望之定点虽不达,而其最初、最大之目的固已达”。
  但对中国发生的事情,他批评说:“若我国驰骋域外者,其希望之性质安在!则雄主之野心,欲博怀柔远人,万国来同等虚誉,聊以自娱耳!故其所成就者,亦适应于此希望而止,何也?其性质则然也。故郑和之所成就,有明成祖既已踌躇满志者,然则以后虽有无量数之郑和亦若是则已耳呜呼!此我族之所以久为人下也”。他深刻地指出,即便以后出现无数个郑和,其结局也逃脱不了与郑和一样的历史命运。这就是我中华民族近数百年来绩弱的根本原因。梁启超在《祖国大航海家郑和传》中发出的这种感叹,难道还不值得我们沉思吗?
  反思历史为的是指导现实。研究郑和现象和哥伦布现象为人们既带来激情,又感受到诸多遗憾,历史的经验与教训值得全人类关注,好好运用这笔无价的财富,必将进一步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的步伐! 批注: 高级会员 发表于:2009-12-01 18:43 发帖 2116 精华:1 注册时间:2009-3-7 大
 反思历史为的是指导现实。研究郑和现象和哥伦布现象为人们既带来激情,又感受到诸多遗憾,历史的经验与教训值得全人类关注,好好运用这笔无价的财富,必将进一步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的步伐! 批注:
问世间钱为何物 直教人生死相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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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浪公司 世界航海史上的壮举:
郑和下西洋
纪念郑和下西洋600周年
六百年前的郑和七下西洋,是中华民族史上的伟大创举,也是世界航海史上的空前盛事,构成了中华民族对外关系史的重要篇章。郑和从1405—1433年的28年间,率领庞大的船队,前后七下西洋,远航亚非30多个国家和地区,为开展中外文化交流,促进睦邻友好,发展航海事业,做出了重大的贡献,产生了深远的历史影响。
一、郑和为何下西洋
所谓“西洋”,明后期和清初人都以文莱为东西洋的分界处,实际上在明初大体上指北印度洋及其沿岸地区,今人概指南海以西地区。是什么原因驱使着郑和率领庞大的船队前后七次到达如此遥远的印度洋以远地区?六百年来说法不一,清初官修《明史》认为是为了“耀兵异域,示中国富强”和寻找下落不明的建文皇帝。上世纪三四十年代,除了接受这种看法的以外,提出了不少新看法。或认为郑和下西洋主要是经济上的原因,是要以经营国际贸易的收入来解决国内经济困难。或认为郑和下西洋主要还是出自政治目的。或认为郑和下西洋是为了帮助以满剌加为首的南洋一带的回教国同盟来反抗爪哇帝国的统治。还有人认为,郑和出使西洋是为了联络印度等国,共御企图援助残元势力的中亚强国帖木儿帝国。
上世纪五十年代,台湾有人认为郑和航海原因,应解作“‘纵迹惠帝为名,贯彻国防政策为实’,方可与事实相符”,又说“此种大规模之军事行动,岂仅寻访一失踪已久之惠帝而已哉”,而“所欲寻访于外者,实为一切足以危害明代国防之势力也”。这种势力就是故元后裔的帖木儿帝国、东南沿海的倭寇和南洋亡命。郑和航海的真实原因,“为欲贯彻明初皇室之国防政策也”。
进入八十年代以来,郑和下西洋目的的探讨一度更加热闹。对于原来的郑和下西洋是为了纵迹建文帝的说法,有人肯定,有人不以为然。对于原来的郑和下西洋是为了耀兵异域的殖民看法,很多人也持异议。有人指出,郑和使团虽拥有精兵,但不是用以征服他邦、掠夺别国领土财富,仅用以自卫。耀兵说所谓的“臣服”或藩属关系,并非强迫建立,而是宗主国以“宣德化而招徕之”的方式与藩属国保持一种政治关系,是以中国在经济上吃亏,政治上得虚名来实现的,有别于近代的殖民政策。持此论者更进而提出分阶段的说法,认为郑和前三次下西洋的主要任务,是要在东南亚沿海诸国之间,建立一种国际和平的局势,并为下一步向东南亚及南亚以西的远航建立中转站;后四次则是在此基础上着重发展中国和亚非国家的友谊,相互促进经济文化交流,都是为了稳定局势、发展对外友好。洪焕椿更从明初内外政策等角度,论证了这一目的。在批判封建专制主义的过程中,有人指出,朱棣派遣“郑和出使西洋,主要是为造成万国来朝的盛世,以利瓦解政敌朱允?残余势力,稳固他的皇位和他的子孙的长远统治”,“实现其至高无上的权力”,“与明朝初年社会经济的发展并没有因果联系”。有人认为郑和下西洋具有政治和经济双重任务。台湾有学者指出,郑和下西洋的目的,“重在宣扬中国的文化,维持并保障东南亚的和平秩序”,郑和出使旨在加强文化交流。
《明史》之所以说郑和下西洋是为了寻找建文帝,是基于这样的说法,即明成祖以举兵反叛的手段夺得帝位后,惟恐建文帝尚活在人世,有朝一日会东山再起,于是派胡?以寻访仙人张三丰为名,在国内各地暗中访查建文帝,同时派郑和在西洋各地寻访建文帝。这种说法多少带有推测和想像的成份。事实上,有材料表明,胡?私访只是为了核实外界对太子监国的传言。即使建文帝真的未死于宫火逃了出来,郑和出访也是为了寻找他,当不至于如此大张旗鼓地寻找,也不至于要寻访到印度洋、波斯湾乃至东非沿岸一带,更不至于要一而再再而三地前后七次历经近30年苦苦追寻。至于说耀兵异域,郑和船队的27800余人,其实绝大部分是航海劳作人手,武装力量仅在自卫,下西洋期间未曾侵略他国,下西洋后未曾占领别国尺寸之地,其实际行为与殖民性质的耀兵异域不相符合。说是为了发展对外贸易更加难以令人信服,明初朝廷的对外政策从未将发展贸易列为内容,而是尽力控制民间与海外往来,将贸易限制得越少越好,并不想通过对外贸易发展经济。如果深入分析朱元璋、朱棣和朱瞻基几代人对外关系的指导思想和方针策略,详细考察郑和下西洋使团的所作所为,结合当时的国内形势和周边国际环境,我们便会发现,防范人民外出,招抚海岛流民,袭剿海中寇盗,维持该地安定,加强对外联系,确立宗主国地位,增进对外交流,发展与西洋各国的友好关系,以使明廷将主要精力对付北元势力而无后顾之忧,当是郑和下西洋的基本使命和重要内容。
二、郑和船队发现美洲了吗
郑和船队最远到达非洲东岸,这是学界长期以来的共识。然而2002年3月,英国退役军官加文·孟席斯(Gavi Menzies)提出,1421年也即郑和第六次下西洋发现了美洲。此论一出,如石破天惊,震动了全世界。当年10月,孟席斯在美国出版了其著作《1421中国发现美洲》(1421 The Year China Discovered the World)。2003年11月,台北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出版了由鲍家庆翻译的中文本。
在书中,孟席斯列举了1421年洪保航线、周满航线、周闻航线和杨庆航线,并加以详细叙述。
孟席斯称,郑和第六次下西洋,在满剌加补充物资后,北上航行5日,到达位于印度洋入口的苏门答剌外海。“在这第六次航海,洪保、周满、周闻与杨庆在海上航行了两年半”。“郑和的舰队有没有造访过三千多个国家?如果有,世界的探勘史就要改写了”,“从天妃宫的碑文,我知道第六次航海,他们大约走过六万公里,将近绕地球两圈”。“让我断定中国舰队随着洋流分道扬镳。周闻往西北方向航行,经由加勒比海往北美洲走;洪保与周满沿着赤道洋流的西南支到达美洲。”“我已经知道洪保与周满最后返航的日期,以及两个舰队带回的使臣数目”。“周满的舰队西行测绘太平洋,经由香料群岛回家。洪保的舰队南行至南极洲,继续测量南十字星座,之后由南半球的海洋向东,经过满剌加与古里回到中国”。
在结语中,孟席斯信心十足地宣称:“我发现了由郑和、杨庆、周满、洪保与周闻率领的中国舰队,在传奇性的第六次探险中曾勘查世界每一块大陆的许多证据。他们航行经过六十二个群岛,共有一万七千多个岛屿,并且测绘了数万公里的海岸线。郑和自称造访过‘大小凡三千余国’似乎是对的。”
孟席斯如此信心十足,斩钉截铁,并且形象生动而又具体翔实地描写郑和船队的第六次远航世界的活动,按理说,总要有一定的史实根据或史料依据。遗憾的是,他的一切结论不是从材料、证据或事实出发,而是先有结论,先入为主,先认定郑和船队肯定到达了美洲等世界各地,然后依照世界大航海时代的几张海图,将那些海图所绘视为郑和船队的实际航线,差不多将沿途出现的一切遗迹遗物、动物植物和不明真相不知年代的沉船等均作为郑和船队活动的证据,并且展开想象的翅膀,随心所欲地给郑和船队分配舰队,分配指挥官,乱定身份,乱定船队规模和人数,乱定受损船数人数,乱定航行日期,乱定船队回国时间和船数人数。在孟席斯那里,没有时代概念,没有地理概念,没有史学规范这一说。只要他的设计需要,郑和船队就可以按照他的设计驰骋到世界任何一个地方。孟氏采用倒因为果、无视历史时代的做法,任意想像的描述和凭空推论,曲解或根本没有理解中国古籍,无助于问题的说明,孟氏关于中国式帆船“不使用指南针”的说法与郑和宝船的实际情况不符,孟氏提供的所谓郑和宝船横剖面图没有中国帆船的特征,孟氏作为证据的加勒比海沉船不能证明是郑和宝船,孟氏所举证的美洲动物、植物的事例根本不能说明与郑和船队有任何联系。
郑和七下西洋,次数上学界已无异议,可孟席斯弄不清楚。他不但弄不清楚郑和七次远航的具体次数,而且似乎根本不知道在永乐十九年的第六次后还有宣德五年的第七次远航!一个连郑和几次下西洋都吃不准的人,却能详尽勾勒出郑和第六次下西洋的具体航线,实在匪夷所思。
有关永乐十九年郑和第六次下西洋的直接或较原始的材料,大体包括如下六类:一是郑和亲手竖立的两块碑石记文;二是郑和的随员的相关记载;三是《明太宗实录》中的相关记载;四是明后期人的记载;五是《明史》与《国榷》等史书的记载;六是其它记载。检核这些材料,可知洪保曾于永乐十九年十月领敕出访忽鲁谟斯等十六国或十六国中之部分国家,周满曾经在抵达苏门答剌后到过阿丹国,杨庆曾于永乐十八年十二月十日领敕前往忽鲁谟斯等国。有关他们的记载都很简单,根本没有抵达何处、何时抵达,何时返回以及船队损耗的确切记录。而至于周闻,根据其墓志铭,可知其为合肥人,从军太仓,曾参加了后五次的郑和下西洋远航以及永乐二十二年的航海活动。关于他参加的第六次下西洋,墓志铭更明载,“辛丑继往,而中道取回”。周闻参加了郑和第六次下西洋,但中途提前返回。按照明朝出使情形,郑和下西洋的带队使者都是太监,而不是武官,周闻作为千户所副千户的下级军官,更不可能率领分船队出使。孟席斯将周闻误成为太监,连周闻的身份都未搞清楚,更不知周闻有墓志铭存世。因此,孟席斯提到的这四个人,虽都曾参加了永乐十九年的第六次郑和下西洋,但都未曾到达澳洲,都未曾绕过非洲南端,更不可能抵达美洲,而且或先或后都回到了国内,所谓下落不明的船只似乎与他们的这一次航行无关。孟席斯所谓洪保、周满、周闻到达美洲的航线,看来只是他凭空虚构出来的航线,而并未真实存在过,迄今为止,也未发现任何可以支持孟席斯“新论”的文献或其它有用记载,孟席斯的“惊世之作”也没有提供任何有说服力的新证据,其新论对于郑和研究没有任何学术价值,根本不可能因此而改写郑和下西洋的历史。
三、郑和下西洋在世界航海史上的地位
郑和率领的七下西洋壮举,拉开了15世纪世界大航海活动的序幕,为世界航海事业作出了卓越贡献。中华民族面向海洋,探索海洋,不断谱写了海洋文化的新篇章。郑和下西洋这一世界航海史上的壮举,既是中华民族千百年来海洋活动的巍巍丰碑,又是15世纪世界大航海活动的肇始,就其具体内容和表现形式而言,实质上是15世纪中华民族向海洋的一次大进军。
郑和七次下西洋,历时近30年,时在永乐三年至宣德八年(1405—1433)的公元15世纪初叶。而在稍后时代的西方世界,葡萄牙国王若奥一世的小儿子亨利(Henrique)thd 1415年起至1432年,多次派人从事海上探险和考察,发现了大西洋东部边缘的加那利群岛和马德拉群岛和亚速尔群岛及其周围海域。1487—1488年间,葡萄牙航海者迪亚士(Bartolomeu Dias)绕过非洲最南端,进入印度洋,返航时发现了凸出于大西洋中的一个大海角,后被国王若奥二世命名为好望角。稍后几年的1492年的10月,意大利航海冒险家哥伦布(Cristoforo Colombo)率领的西班牙探险船队抵达和登上了西半球的第一块陆地。1497年,葡萄牙贵族达·伽马(Vasco da Gama)率领的船队绕过好望角进入印度洋。1519—1522年,葡萄牙航海者麦哲伦(Fernao de Magalhaes)率领西班牙船队,到达巴西海岸,在南美洲南部发现了海峡口,驶出海峡(后来被命名为麦哲伦海峡),进入大南海,回到西班牙,第一次完成了人类历史上的环球航行。随着美洲的“发现”和世界新航路的贯通,美洲黄金的大规模开采,奴隶贩运制度和殖民制度的迅速确立,地理概念的不断扩大,美洲、欧洲和亚洲东西方之间的往来迅猛发展,世界历史进入了东西两半球联为一体的新时代。
上述自15世纪初叶至16世纪初叶的整整一个世纪中,东西方在不同的地点,怀着不同的动机,前后继起地开展着远洋航海活动,反映出无论东方世界还是西方世界,都有着强烈的发展对外交往的愿望和甚于前人的航海实践。如果将15世纪视为地理大发现和世界大航海的时代,毫无疑问,所有这一切带来历史新纪元的世界大航海活动,正是由明朝的郑和下西洋这一远洋航 行活动肇始其端的。虽然世界大航海活动最后是由西方航海家竟其绪的,但标志着中华民族面向海洋进军海洋的盛举,却是有着举世无与其匹恢宏气势的郑和下西洋拉开序幕的。郑和下西洋,在15世纪的全球化航海活动中荜路蓝缕,开世界文明全面交流之先河,从而在世界航海史上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诚如金叔平、吴志良所言,“郑和下西洋是世界早期全球化的尝试,对人类文明的发展和交流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郑和七次下西洋,将中华声名文物远播南亚、东非、波斯湾、太平洋、印度洋,又输入各种植物、动物、药物、生产原料等,学习到了西洋各国的舞蹈、绘画艺术和不少抵御疾病的方法,从而大大地丰富了中国人的生活内容,增加了中国的动植物种,极大地开阔了中国人的眼界,增进了明时中国对国外的了解,促进了中外文明的交流,在中外文明交流史上谱写了崭新的篇章,在世界文化交流史上产生了深远影响。
郑和下西洋对南中国海的开发和利用作出了重要贡献,消灭了东南亚地区的海盗,稳定了南中国海周边局势,保证了海上贸易和海防安全;调解与缓和了东南亚各国的冲突和矛盾,推动了这一地区的和平、稳定与发展;对南中国海及周边进行了积极的规划和开发,有效地遏制了来自海上对中国的威胁,有力地掌握着南中国海的海权,维护了中国的主权。
郑和是十五世纪的杰出外交家、著名航海家,播撒中华声名文物的和平使者,也是当之无愧的世界文化名人。郑和那种“涉波狂澜,若履通衢”的不畏艰难险阻的英雄气概,不辱使命、竭力国事的民族伟大精神,兢兢业业、恪尽职守的敬业献身精神,开拓进取、“敢为天下先”的创新创造精神,体现了人类始终不渝探索追求的坚强决心和不断实践,构成了世界文明宝库的重要内容,值得后人永远尊敬和怀念。
(作者系历史系教授、博导,全国郑和下西洋600周年纪念活动筹备领导小组办公室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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