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之际的著名思想家顾炎武指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这句话准确而深刻地道出了普通人对国家的责任。作为基督徒，我们应当怎样理解自己与国家的关系呢？对于这个问题，虽然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理解，但至少有一点可以达成共识，就是我们的情感与祖国的命运是联系在一起的。上述三段经文，均是旧约时代的以色列人对国家之感情的真情流露及对爱国问题的深刻领会。重读这些诗歌，可以帮助我们重新理解上帝在爱国问题上对我们各人的心意，从而激发我们的爱国热情！
《诗篇》第137篇，写于国家的危难时刻，其背景大致如下：公元前586年，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的护卫长尼布撒拉旦率兵攻陷耶路撒冷，“用火焚烧耶和华的殿和王宫”，抢夺了圣殿及王宫中的众多贵重之物，并将国中的政府官员、上层人士、技术人员等众多社会精英掳到巴比伦（参王下25∶8－21）。自此，南国犹大宣告亡国，进入巴比伦囚虏时期。被掳巴比伦之后，百姓倍受思乡之苦，并饱受外邦人的奴役之苦。对故土的眷恋和对敌人的仇恨，让他们充满伤痛。面对国仇家恨，一名犹大人提笔写下这首诗歌。
作者开门见山地写道：“我们曾在巴比伦的河边坐下，一追想锡安就哭了。”这是作者内心世界的真实流露。被掳巴比伦之后，犹大人一直被巴比伦人奴役，替他们干着繁重的体力活。当他们在巴比伦河边坐下时，或许正是在繁重的体力劳动之 后的短暂歇息。面对仇敌的奴役，面对身体的劳倦，作者本能地想起了曾经哺育过自己的故土，也想起了圣殿里那神圣而庄严的崇拜，于是泪眼婆娑，既而泣不成声。
除了身体的劳倦，更有心中的屈辱。巴比伦人在利用犹大人劳动的同时，还想从这些人身上找点乐子，他们要求犹大人为他们唱一首“锡安的歌”，妄图把犹大人作为欢娱的工具。这无疑是一种公然的凌辱，亦是一种无端的挑衅。犹大百姓深知这一点，所以他们拒绝向巴比伦人献媚。他们“把琴挂在那里的柳树上”，坚定地拒绝这些人的无理要求：“我们怎能在外邦唱耶和华的歌呢？”相比那些“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杜牧：《泊秦淮》）之辈，和“暖风熏得游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林升：《题临安邸》）之流，犹大人的决心和勇气，让人肃然起敬！
犹大人深知国家的苦难，所以他们把自己的感情与民族的利益完全融合在一起：“耶路撒冷啊，我若忘记你，情愿我的右手忘记技巧。我若不记念你，若不看耶路撒冷过于我所最喜乐的，情愿我的舌头贴于上膛。”这是何等真挚的感情！自己的技巧可以忘记，自己的快乐可以抛弃，但对故国家园的热爱，永远不能忘却！
与对国家的挚爱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作者对敌人的仇恨：“耶路撒冷遭难的日子，以东人说：‘拆毁，拆毁，直拆到根基！’耶和华啊，求你记念这仇。将要被灭的巴比伦城啊，报复你像你待我们的，那人便为有福。拿你的婴孩摔在磐石上的，那人便为有福。”作者正是要通过对敌人的仇恨来表达对国家的热爱，他在真诚地期待上帝的介入，为他们报仇雪恨。诗歌中的“拿你的婴孩摔在磐石上的，那人便为有福”，很容易引起人们的误解，认为此句太不人道，但需要指出的是，这只是作者心里的宣泄，而并不代表有此行为。其中所表达的感情，与岳飞“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的诗句颇为相似。
今天的中国基督徒没有像诗歌作者那样深重的国仇家恨，但我们依然需要本诗作者那种与国同悲的真挚感情。今天的中国，社会稳定、经济腾飞、科技进步，各个领域都有着突飞猛进的发展。然而，其中所存在的问题也不在少数，潜在的危机依然很多。我们需要居安思危，常存忧患意识。体制改革问题、法制建设问题、社会分配问题、社会保障问题、公益强化问题、环境保护问题、道德滑坡问题、贫富分化问题、官场腐败问题，等等，都是亟待解决的问题。我们应当为这些问题的存在而悲痛，更应当为这些问题的解决而努力，这便是基督徒与国同悲的爱国情结。2008年的“5·12”汶川地震之后，万民齐哀，举国同悲，中国基督徒与全国人民一样，追念遇难同胞，积极参与救灾，这便是与国同悲的具体体现！
《诗篇》第126篇，写于国家的欢庆时刻，其背景大致如下：公元前539年，波斯王古列（Cyrus，前590－529，现代通译为“居鲁士”）攻下巴比伦城，辉煌一时的巴比伦帝国随之宣告灭亡。此后，古列王不断向外扩张，最终建立了横跨亚非两洲、持续达200余年的波斯帝国。建立帝国之后，古列王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采取怀柔政策，尽量安抚被征服国家的百姓。建立帝国后的次年（前538年），古列王即颁发诏书，优先释放巴比伦王掳来的犹大人回归故土，重建耶路撒冷及圣殿。这个消息传到犹大百姓耳中之时，他们无不为之欢呼雀跃。回到故乡后，虽然房屋破败，田地荒芜，人迹罕见，但他们依然有着无尽的喜乐。其中的一位，写下了这首充满喜乐的诗歌，借以抒发他们内心的真实感受，并赞美上帝的奇妙作为。
作者在诗之开端直抒胸臆：“当耶和华将那些被掳的带回锡安的时候，我们好像作梦的人。”回归锡安，是他们日思夜盼的梦想，但当这个日子真的到来之时，他们还是觉得有些突然，甚至觉得自己好像在做梦。这的确是一件令人欢欣鼓舞的事情，以致连外邦人都情不自禁地赞美上帝：“耶和华为他们行了大事！”对于这样的赞美，犹大人由衷地赞同，“耶和华果然为我们行了大事”，这是他们共同的心声。忍受过亡国之苦的百姓，最能体会国家中兴的喜悦。
唐代著名诗人杜甫的两首诗歌，或者有助于我们理解这首诗歌所要表达的感情。唐肃宗至德元年（756）6月，安史叛军攻下唐都长安。7月，杜甫听到唐肃宗在灵武即位的消息，便把家小安顿在鄜州（今陕西富县）的羌村，去投奔肃宗。不料，途中却被叛军俘获，带到长安。因为他官卑职微，未被囚禁，但却不得不与妻儿分居两地，共受相思之苦。次年（757）3月，杜甫怀着爱国和思乡的双重感情，写下了一首题为《春望》的五律：“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白头搔更短，浑欲不胜簪。”虽然后来他已与家人团聚，但对国家之命运的牵挂却一刻都没有停息，直到写下《春望》的六年之后，他才真正放下了这份牵挂。宝应元年（762）冬季，唐军在洛阳附近的横水打了胜仗，收复了洛阳和郑州、汴州（今河南开封），叛军头领薛嵩、张忠志等纷纷投降。次年，即广德元年（763）正月，史思明之子史朝义兵败自缢，其部将田承嗣、李怀仙等相继投降。其时，杜甫正流寓梓州（治所在今四川三台），过着漂泊生活，听到这个消息，当即以饱含激情的笔墨，写下了《闻官军收河南河北》：“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诗书喜欲狂。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借此表达了对国运之改变的欣喜之情。
回归耶路撒冷之后，满目苍凉的故乡多少会让人有些伤感，田地荒芜了，房屋倒塌了，但生活还得继续呀。面对如此窘境，并未使他们丧失信心，他们热切地祷告：“耶和华啊，求你使我们被掳的人归回，好像南地的河水复流。”同时也坚定地相信：“流泪撒种的，必欢呼收割。那带种流泪出去的，必要欢欢乐乐地带禾捆回来。”他们坚定地相信，上帝既然能使敌人善待他们，自然也能为他们赐下一切生活所需。
真正的爱国者一定会与国同喜！当自己的祖国在任何一个领域取得成就，都会自然而然地为之欣喜，为之激动。对于中国人而言，当申奥成功之时，当神舟飞船顺利升空之时，谁能不为之震撼呢？当五星红旗在奥运场馆不断升起的时候，谁能不与奥运健儿一同欣喜呢？让我们都能像那些从巴比伦归回的犹大人一样，为国家的荣誉而喜乐，这便是基督徒与国同喜的爱国情怀。今年，新中国迎来了70岁生日，举国上下都在热烈庆祝，基督徒当然也会欢欣鼓舞！
《诗篇》第122篇的题注是“大卫上行之诗”，虽然此语并不足以证明此诗出自大卫的笔下，但从诗的内容却可以将其写作年代定格为被掳之前，因为其时圣殿尚在。这首诗歌的写作背景大致如下：有人向作者发出邀请——“我们往耶和华的殿去”，他便欣然答应，并毅然前往。当他步入耶路撒冷的城门，看到圣城的荣耀之时，顿时浮想联翩，想到了心中的信仰，想到了城中的圣殿，亦想到了国中的百姓。作者以一个上帝子民的身份前往耶路撒冷，此去的目的是敬拜上帝，但却触景生情，将信仰的感情延伸到对圣城的感情及对国家的感情。于是，作者写下了这首以为国求福为主题的脍炙人口的诗歌，目的是向读者表达作为上帝子民，与国家荣辱与共的真情实感。
此诗的1至5节，是作者在看到圣城时的感慨，他为圣城的辉煌而惊叹，为圣城的荣耀而赞美：“耶路撒冷被建造，如同连络整齐的一座城。众支派，就是耶和华的支派，上那里去，按以色列的常例称赞耶和华的名。因为在那里设立审判的宝座，就是大卫家的宝座。”作者前往耶路撒冷，本意是敬拜上帝，是冲着圣殿而去的，但他的赞美却没有仅仅停留在圣殿上，而是引申到整个圣城，这是因为作者意识到圣殿和圣城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有了圣城的存在，才会有圣殿的存在，所以他热爱圣城，并赞美圣城。在作者的心目中，圣城不仅仅是国家的都城，更是上帝的圣地，因为这里是崇拜上帝的中心，因为这里有“审判的宝座”，而这一切正是借以加深百姓之信仰感情的媒介。圣城里的一切，都与圣殿有关，都与自己的信仰有关，所以他为了圣殿的缘故，为了信仰的缘故，会更加热爱圣城。
6至9节，是作者在上述感触的基础上所发出的呼吁。作者热爱圣城，所以他会关心圣城的命运，因为他意识到圣城的命运会影响到圣殿的命运及自己的信仰感情。于是，他就因圣殿和信仰的缘故而为圣城祝福，为圣城祈祷，也呼吁众人与他一同祝福，一同祈祷：“你们要为耶路撒冷求平安。耶路撒冷啊，爱你的人必然兴旺。愿你城中平安，愿你宫内兴旺。”作者提醒大家，既然自己的信仰和国家的命运有着密切的联系，就当为国家而祝福，而祈祷。“因我弟兄和同伴的缘故”，“因耶和华我们上帝殿的缘故”，这是作者祝福祖国的基础和动力所在。由于其时的希伯来民族尚在繁荣时代，人们可能并没有意识到作者这样呼吁的意义。但是，当耶和华的圣殿因圣城的被毁而随之被毁时，他们一定真正明白了作者如此呼吁的良苦用心。
“因耶和华我们上帝殿的缘故”，也是每个基督徒爱国的基础和动力。或许有人认为以这样的理由爱国过于狭隘，过于自私。其实不然！作为基督徒，信仰是他生命的全部，他所做的任何事情都是以信仰为指导的，当一个基督徒以信仰的缘故爱国的时候，那种感情才更加真挚，才更加深刻。从这个意义上讲，基督徒的爱国就不是空洞的口号，而是信仰的本分。基督徒爱国，是基于爱上帝的。我们爱上帝，所以我们期望教会兴旺，而教会的兴旺与否，与国家的复兴与否常常是紧密相连的。在“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年代，中国教会遇到了极大的不幸，圣经被烧毁，教堂被没收，牧师被劳教，整个教会顿时陷入瘫痪状态。表面看来，这是中国教会的不幸，但往深里看，这并不单纯是教会的不幸，更是我们整个国家的不幸，教会的不幸只是整个国家之不幸的一种体现。而当改革开放之后，国家逐步走向繁荣富强之时，教会的事工相应得到了恢复，教堂开放了，神学院校复课了，《圣经》重新印刷了，教会迎来了极好的发展时代。因此我们说，教会的兴衰与国家的兴衰是紧密相连的。所以，一个真正爱上帝的人，一定会为教会的缘故而为国家祈祷。这便是基督徒与国同荣的爱国情怀！
以上三首诗歌，都是作者在面对祖国命运之时，由内心发出的真实表白。透过诗歌，我们看到了作者与祖国，与民族，与同胞的深厚感情。但愿我们都能效法这些诗人，以他们那样的热情爱我们的祖国，爱我们的民族，爱我们的同胞，与他们一样与国同悲，与国同喜，与国同荣，成为真正的爱国者，成为真正的基督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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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世峥，汉族。牧师、作家、编辑、神学院兼职教师。
1979年1月出生于陕北农村的一个基督徒世家。受家庭熏陶，自幼跟从基督。蒙上帝选召，16岁时成为家乡教会的义工，18岁时开始在神学院校求学，先后毕业于陕西圣经学校、金陵协和神学院。2010年，接受牧师圣职。
1998年以来，已在《天风》、《教材》、《金陵神学志》、《燕京神学志》、《陕西基督教》、《中国民族报》等教内外刊物发表文章200余篇，逾100万字。
出版有随笔集《守望牧场》（中国基督教两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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