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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克强问“胡焕庸线”怎么破:中西部也要城镇化
【李克强:推进城镇化意不在“楼”而在“人”】27日,李克强在国家博物馆参观人居科学研究展时,对展板上“人居环境的核心是人”几个字高度评价:“这与我们强调的新型城镇化理念不谋而合!”总理说,城镇化要以人为核心,其他的一切都要为人服务。推进城镇化意不在“地”,不在“楼”,而在“人”。【李克强之问:“胡焕庸线”怎么破?】李克强27日在国博参观人居科学研究展时,指着中国地图上的“胡焕庸线”说,我国94%的人口居住在东部43%的土地上,但中西部如东部一样也需要城镇化。我们是多民族、广疆域的国家,要研究如何打破这个规律,统筹规划、协调发展,让中西部百姓在家门口也能分享现代化。【李克强鼓励大学生:到西部施展专业才华】李克强27日在国博参观人居科学研究展时,遇到几位在此参观的大学生。一位城市规划专业的博士生说,她计划明年毕业后去西部工作,总理连声称赞。他说,中西部地区城镇化程度与东部地区有不小差距,但差距也意味着潜力,要靠你们规划设计,到西部施展专业才华。【李克强引诗经妙谈“家”】27日,李克强总理在国博参观人居科学研究展时,对围拢过来的参观者说,“家”是文化的根。诗经以爱情诗为开篇,因为有爱才有家。中华民族五千年生生不息,很珍视家的观念。好的人居环境能让人们的家更安全、舒适、宜居,也让我们的民族更有凝聚力,家园更美好。  相关阅读:城镇化要处理好几个关系各地多方位研究城镇化,不要去追求城镇化率,现在追求城镇化率的势头很强,这种势头的结果是什么?有的地方把地一征、户口一改,城镇化率提高了,就是这样。我认为当前各地要尽心地研究,真正按照富民的要求、积极发展的要求、解决关键问题的要求去处理什么问题而城镇化问题。我讲几个基本观点:现在的城镇化率是一个统计概念,这种统计国内外不一样,逐步以户籍制度为主的统计开始,国外一开始就没有户籍制度怎么对比。一直在就业岗位上对比,国外编制规划是编制就业岗位,我们编制规划是编制人口数,这就是基本区别。而且这种区别在内地,我们中观层面上差异性也很巨大。大家现在关心城镇化率的根本问题,是不是对农村问题给予了足够重视,是不是对新农村问题足够重视,我们重视城市问题是必然的,要注意“进”,也要注意“出”,到60%的时候还有几亿人没有出来。当前讲的农村的现代化和新农村建设,改善条件一定是城镇化本身的应有内涵。以户籍为转变的问题很重要,但以户籍为转变和发展水平要仔细研究。以农业为主体的安徽、江西的路子跟以工业为主体的黑龙江、内蒙古的路子,以及开放前沿为主体的广东的路子都不一样,而且区域内部的不协调性很大。广东发展很快,但是西南西北就不可能一样。现在要解决市民化问题是极其应当的,但解决市民化问题,要注意以经济社会基本面来考虑,而不是就目前定城镇化方式来考虑,在地方上可能这是一个突出的矛盾。 制定城镇化规划要处理好几个关系,一是可持续发展与经济资源环境的关系,更主要的是人的流动是随着市场走的,哪一个农民是你带着他来的?两亿多农民出来是经济规律造成的还是原来的行政命令造成的?80年代我组织农民工到东北,正月十五去盖大庆的房子,进行职工住宅的改造。现在连建筑队伍都是以市场规律在走,寻找居住地点,寻找就业岗位,怎么深入用市场机制引导城镇化是一个极其重要的课题。政府以什么方式引导,一定是产业,产业一定是可持续的。一个是完善城镇社会保险制度互通,现在不能以房子为基准,应该流动,流动的可能现在在大城市,也可能出现农民工返流,中西部往东边流的趋势已经减缓,省内流动的趋势正在增加,如果是社会保障制度的形成和公共服务教育的形成有所改进的话,那么我觉得城镇化的问题可能是比较有序的,比较符合自己情况的发展。所以从综观上讲,比较这么多省份的关系,有必要研究综观层面是最关键的,微观层面也要在综观层面的指导下,宏观层面肯定是国家的新型城镇化的规划和指导意见。   城镇化要厘清的几个问题人的城镇化,题目太大,不是几句话讲得完的,因为我们面对的问题实在太多。我说这是两个史无前例,是古今中外都没有的,一个是移民的规模,一个是城市化的规模,世界上找不到,历史上也找不到。 人的城镇化应该是民本主义而不是民粹主义,这个问题,城市经济学里概念很清楚。在工业革命以后,因为有了产业,产业需要人,农村劳动生产力提高人也就过来了,过来以后也没有这个户口、户籍制度,自然首先是第一波工业人口的进入,因吃喝拉撒需要有了服务业,城市叫第一城市效益、第二城市效益,不需要再累赘的加人,加也说明现在体制机制上面有很多不符合城市经济发展规律的东西,但是不要搞民粹主义的东西,这个东西一搞退都退不回来。比如说城市道路法和碰瓷,比如说婚姻法和婚检取消,劳动合同法和最低工资每年要提高10%,结果把外资全部挤出去,送给越南去了。这些我们必须要搞清楚,所以我同意人的城镇化,但是必须是民本主义,而不是民粹主义。在这个当中,我们碰到很多问题。我在一个地方政府里做了二十几年,我认为不要把所有问题都归罪于地方政府。现在好象是地方政府做的都是走资派,中央部门做的全部是对的,其实有很多问题,我们很纠结。前段时间,农民工进城享受公平待遇,首先问一句中央给了地方这个东西吗?人口指标没给,上海报的是到万,当初没有土地指标控制,现在用土地指标控制了,每年进来60万人,指标呢?连吃喝拉撒的面积都没给,如何让地方政府全部保证?所以为什么这些城市土地价居高不下,因为它的指标就1800万人,有2400万人在用,还有教育经费,将近40万农民工子女,每年200亿,有说法没有?就是说地方也得有个规矩,要说个东西,整个地方灰头土脸。这次中央很实事求是,特大城市这样下去是不能承受的,上海到底什么为界,三千万、四千五百万能持续下去吗?这种城市是没有效率的,但是如果按照现在说都要公平对待,有的概念我认为是似是而非的,2亿多都是农民工吗?并不是这个概念,其实农民工的问题好办,有的厂招工进来这批农民工还会安排宿舍,建工企业也会安排住地。现在很多实际上是流进来的人口,比如说上海洗脚的5万以上,开黑车的10万以上,如果都按公平待遇来解决这个问题能行吗?没有稳定工作,今后造成问题怎么办?上海的垃圾收集站原来是400个,在联合国说上海垃圾收集得最好,现在4000个都不止,解决这些问题要从实际出发。有一句话讲得很好,这些东西,中央的部门和地方政府要共同处理,包括学者要出主意,使大家形成一个共识。人的城镇化从区域角度讲也不能一概而论,城市群之内的城镇化问题和城市群之外的城镇化问题是两回事。对照国际上的标准,我说我们现在是不合格的城市群,规划了很多,二十几个,一个个出来,但是你连基本条件都不提,没有高速交通的城市群是城市群吗?高速交通有两种,洛杉矶那种模式我们能学吗?就是高速公路那种,不能学,现在我们学得连县城都堵得不得了,都是开了车子,很风光。另外一种,是集约式的,轨道交通,至少解决大中小城市的通勤,有了通勤才可能说小城市的发展有了前提条件,东京、大阪、香港,100万人100公里,大量都是和轨道交通结合起来的,这些先进的东西我们为什么不学?所以发改委做这个规划,前提条件要讲清楚,规划了这么多城市群,前提条件都没了,怎么搞?所以当前的问题,城市群从理论上讲可以解决大中小城市发展问题,但是小城市没发展起来,为什么?就是应该把轨道交通搞起来。 城镇化:新一波区域红利解码过去十年,楼市始终是人民最关注的话题,伴随着房价迅猛增长的,是中国快速的城镇化过程。十年间,中国的城镇化率从2004年的41.8%上涨到2013年的53.7%,但2013年“户籍城镇化率”仅为35.7%左右。教育、医疗、社会保障……对很多落户城镇多年的非户籍人口来说,户籍是心中“永远的痛”。“要遵循城镇化发展规律,顺应人民群众意愿,扎实做好户籍制度改革各项工作”。17日召开的全国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工作电视电话会议(下称“户籍改革会议”)上,国务院副总理张高丽如此表示。  城镇化人口相当于一个荷兰城镇化水平的高低往往与经济发展水平成正比。根据发达国家的城市化经验,城市化率在30%~70%期间是加速城市化的时期。中国的城镇化率十年间从41.8%上涨到53.7%,这意味着每年我国有超过1600万的人口从农村进入到城市,与欧洲发达国家荷兰的总人口相当。其中,2011年,中国城镇化率首次突破50%关口,达到51.3%。这标志着我国大陆城镇人口首次超过农村。这是中国社会结构的一个历史性变化,表明中国已经结束了以乡村型社会为主体的时代,开始进入到以城市型社会为主体的新时代。  “半拉子城镇化”难题不过,目前53.7%的城镇化率,不仅包括户籍城镇人口,还包括在城市居住、打工超过半年以上的人口。而真正具有城镇户籍、享受城镇基本公共服务的人口只有35%左右。这两个数字的差距就是长期工作、生活在城市的2.6亿农民工,他们与户籍非农人口在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社会均等化方面存在差距。这样的城镇化也被一些学者称为“伪城镇化”、“半拉子的城镇化”。这种“半城市化”在北上广深尤为明显。例如目前深圳常住人口已经达到1000多万,但户籍人口只有300多万。而广州常住人口有1600万,但户籍人口只有800万。“外来人口的医疗、养老、小孩的教育跟户籍人口都有相当大的差距。”厦门大学经济学系副教授丁长发对《第一财经日报》说,这些城市急需通过制度的设计来解决问题,这也是未来需要突破的难点。今年3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年)》(下称《规划》),要求切实加强对城镇化工作的指导,着重解决好农业转移人口落户城镇、城镇棚户区和城中村改造、中西部地区城镇化等问题,推进城镇化沿着正确方向发展。按照《规划》,到2020年,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到60%左右,户籍人口城镇化率达到45%左右,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与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差距缩小2个百分点左右,努力实现1亿左右农业转移人口和其他常住人口在城镇落户。《规划》最大的亮点是推进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规划》提出保障随迁子女平等享有受教育权利、完善公共就业创业服务体系、扩大社会保障覆盖面、改善基本医疗卫生条件、拓宽住房保障渠道等一系列举措,推进农业转移人口享有城镇基本公共服务,并要求创新体制机制,建立健全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推进机制。上述户籍改革会议上,张高丽强调,推进户籍制度改革,要遵循规律、积极稳妥,坚持从实际出发,全面实施差别化落户政策;坚持存量优先,逐步满足符合条件的农业转移人口落户需求;坚持加快中小城市发展,增强集聚人口和提供公共服务的能力,确保与新型城镇化发展相适应。要以人为本、顺应民意,充分尊重城乡居民自主定居的意愿,切实保障农业转移人口合法权益,加快推进城镇基本公共服务常住人口全覆盖,在制度安排上为各类社会群体提供更多选择,最大限度释放改革红利。  合理的成本分担机制而要推进人口的市民化,说到底还是花钱的问题。例如广东省今年6月公布的测算数据称,广东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人均成本主要包括一次性成本13.41万元,以及每年公共服务成本6851元。若按2020年广东实现1300万人落户的目标,也就是说在这六七年内广东需投入超1.7万亿元。如果以广东的标准算,全国要实现1亿人落户城镇,所需成本超过了10万亿元。国家发改委国土开发与地区经济研究所所长肖金成多次对本报分析,尽管中央一直将人的城镇化作为城镇化的重点,但对地方政府来说,户籍改革、农民工市民化是需要掏钱的,这就涉及到利益的改革问题。因此如何建立一个合理的成本分担机制就十分关键。《规划》提出,要建立健全由政府、企业、个人共同参与的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成本分担机制,根据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成本分类,明确成本承担主体和支出责任。  以“三个1亿人”为切入点9月16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主持召开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试点工作座谈会时表示,新型城镇化贵在突出“新”字、核心在写好“人”字,要以着力解决好“三个1亿人”问题为切入点。今年的“两会”政府工作报告指出,城镇化是现代化的必由之路,是破除城乡二元结构的重要依托。今后一个时期,着重解决好现有“三个1亿人”问题:促进约1亿农业转移人口落户城镇,改造约1亿人居住的城镇棚户区和城中村,引导约1亿人在中西部地区就近城镇化。贵州省社科院城市经济研究所所长胡晓登教授告诉《第一财经日报》,将解决“三个1亿人”问题作为今后一个时期城镇化的重点,也说明城镇化不仅注重量的扩大,更注重质的提升。对于促进约1亿农业转移人口落户城镇,中山大学岭南学院财税系主任林江教授分析说,像珠三角外来人口众多,一直以来户籍问题困扰不断。地方政府在此压力下,也有必要通过户籍放开,让外来工融入到本地,有利于缓解用工缺口。从化解社会矛盾的角度来看,这也是题中应有之义。一方面是让外来务工人员在当地扎根,另一方面则是解决城市发展的质量问题。胡晓登说,改造约1亿人居住的城镇棚户区和城中村,突出城镇化发展不是单纯的房地产开发和城市平面扩张,而是关系到社会民生、解决城市贫富差距等问题。  中西部是未来城镇化主战场从地理空间来说,中西部将成为未来城镇化的主战场。根据《第一财经日报》统计,目前中西部地区除了少数几个省份之外,大部分省份的城镇化率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这其中,西藏、贵州和云南均低于40%,四川、广西、甘肃、河南也低于45%。李克强总理在今年9月的座谈会上指出,要加快基础设施建设,在“十三五”时期重点向中西部倾斜;积极承接产业转移,在有条件的地方设立国家级产业转移示范区,鼓励东部产业园区在中西部开展共建、托管等连锁经营,以“业”兴“城”,做大做强中西部中小城市和县城,提升人口承载能力,促进约1亿人在中西部就近城镇化,逐步减少大规模人口“候鸟式”迁徙。胡晓登说,人口城镇化包括两个部分,一是能在城镇就业,二是享受城市的公共产品。所以如果没有相应的产业注入,中西部的城镇化就是一句空话。因此在产业布局时,应该有意识地把一些能够容纳更多就业人口的产业布局在中西部地区。与此同时,这些城市还必须分布有相应的公共产品,如交通、教育、医疗、文化等资源。张高丽在户籍改革会议上也指出,要统筹配套、协同推进,抓紧制定《居住证管理办法》,做好户籍制度改革与教育、就业、医疗、养老、住房保障、农村产权、财力保障等相关领域改革的衔接。(第一财经日报) 【李克强:推进城镇化意不在“楼”而在“人”】27日,李克强在国家博物馆参观人居科学研究展时,对展板上“人居环境的核心是人”几个字高度评价:“这与我们强调的新型城镇化理念不谋而合!”总理说,城镇化要以人为核心,其他的一切都要为人服务。推进城镇化意不在“地”,不在“楼”,而在“人”。【李克强之问:“胡焕庸线”怎么破?】李克强27日在国博参观人居科学研究展时,指着中国地图上的“胡焕庸线”说,我国94%的人口居住在东部43%的土地上,但中西部如东部一样也需要城镇化。我们是多民族、广疆域的国家,要研究如何打破这个规律,统筹规划、协调发展,让中西部百姓在家门口也能分享现代化。【李克强鼓励大学生:到西部施展专业才华】李克强27日在国博参观人居科学研究展时,遇到几位在此参观的大学生。一位城市规划专业的博士生说,她计划明年毕业后去西部工作,总理连声称赞。他说,中西部地区城镇化程度与东部地区有不小差距,但差距也意味着潜力,要靠你们规划设计,到西部施展专业才华。【李克强引诗经妙谈“家”】27日,李克强总理在国博参观人居科学研究展时,对围拢过来的参观者说,“家”是文化的根。诗经以爱情诗为开篇,因为有爱才有家。中华民族五千年生生不息,很珍视家的观念。好的人居环境能让人们的家更安全、舒适、宜居,也让我们的民族更有凝聚力,家园更美好。  相关阅读:城镇化要处理好几个关系各地多方位研究城镇化,不要去追求城镇化率,现在追求城镇化率的势头很强,这种势头的结果是什么?有的地方把地一征、户口一改,城镇化率提高了,就是这样。我认为当前各地要尽心地研究,真正按照富民的要求、积极发展的要求、解决关键问题的要求去处理什么问题而城镇化问题。我讲几个基本观点:现在的城镇化率是一个统计概念,这种统计国内外不一样,逐步以户籍制度为主的统计开始,国外一开始就没有户籍制度怎么对比。一直在就业岗位上对比,国外编制规划是编制就业岗位,我们编制规划是编制人口数,这就是基本区别。而且这种区别在内地,我们中观层面上差异性也很巨大。大家现在关心城镇化率的根本问题,是不是对农村问题给予了足够重视,是不是对新农村问题足够重视,我们重视城市问题是必然的,要注意“进”,也要注意“出”,到60%的时候还有几亿人没有出来。当前讲的农村的现代化和新农村建设,改善条件一定是城镇化本身的应有内涵。以户籍为转变的问题很重要,但以户籍为转变和发展水平要仔细研究。以农业为主体的安徽、江西的路子跟以工业为主体的黑龙江、内蒙古的路子,以及开放前沿为主体的广东的路子都不一样,而且区域内部的不协调性很大。广东发展很快,但是西南西北就不可能一样。现在要解决市民化问题是极其应当的,但解决市民化问题,要注意以经济社会基本面来考虑,而不是就目前定城镇化方式来考虑,在地方上可能这是一个突出的矛盾。 制定城镇化规划要处理好几个关系,一是可持续发展与经济资源环境的关系,更主要的是人的流动是随着市场走的,哪一个农民是你带着他来的?两亿多农民出来是经济规律造成的还是原来的行政命令造成的?80年代我组织农民工到东北,正月十五去盖大庆的房子,进行职工住宅的改造。现在连建筑队伍都是以市场规律在走,寻找居住地点,寻找就业岗位,怎么深入用市场机制引导城镇化是一个极其重要的课题。政府以什么方式引导,一定是产业,产业一定是可持续的。一个是完善城镇社会保险制度互通,现在不能以房子为基准,应该流动,流动的可能现在在大城市,也可能出现农民工返流,中西部往东边流的趋势已经减缓,省内流动的趋势正在增加,如果是社会保障制度的形成和公共服务教育的形成有所改进的话,那么我觉得城镇化的问题可能是比较有序的,比较符合自己情况的发展。所以从综观上讲,比较这么多省份的关系,有必要研究综观层面是最关键的,微观层面也要在综观层面的指导下,宏观层面肯定是国家的新型城镇化的规划和指导意见。  城镇化要厘清的几个问题人的城镇化,题目太大,不是几句话讲得完的,因为我们面对的问题实在太多。我说这是两个史无前例,是古今中外都没有的,一个是移民的规模,一个是城市化的规模,世界上找不到,历史上也找不到。 人的城镇化应该是民本主义而不是民粹主义,这个问题,城市经济学里概念很清楚。在工业革命以后,因为有了产业,产业需要人,农村劳动生产力提高人也就过来了,过来以后也没有这个户口、户籍制度,自然首先是第一波工业人口的进入,因吃喝拉撒需要有了服务业,城市叫第一城市效益、第二城市效益,不需要再累赘的加人,加也说明现在体制机制上面有很多不符合城市经济发展规律的东西,但是不要搞民粹主义的东西,这个东西一搞退都退不回来。比如说城市道路法和碰瓷,比如说婚姻法和婚检取消,劳动合同法和最低工资每年要提高10%,结果把外资全部挤出去,送给越南去了。这些我们必须要搞清楚,所以我同意人的城镇化,但是必须是民本主义,而不是民粹主义。在这个当中,我们碰到很多问题。我在一个地方政府里做了二十几年,我认为不要把所有问题都归罪于地方政府。现在好象是地方政府做的都是走资派,中央部门做的全部是对的,其实有很多问题,我们很纠结。前段时间,农民工进城享受公平待遇,首先问一句中央给了地方这个东西吗?人口指标没给,上海报的是到万,当初没有土地指标控制,现在用土地指标控制了,每年进来60万人,指标呢?连吃喝拉撒的面积都没给,如何让地方政府全部保证?所以为什么这些城市土地价居高不下,因为它的指标就1800万人,有2400万人在用,还有教育经费,将近40万农民工子女,每年200亿,有说法没有?就是说地方也得有个规矩,要说个东西,整个地方灰头土脸。这次中央很实事求是,特大城市这样下去是不能承受的,上海到底什么为界,三千万、四千五百万能持续下去吗?这种城市是没有效率的,但是如果按照现在说都要公平对待,有的概念我认为是似是而非的,2亿多都是农民工吗?并不是这个概念,其实农民工的问题好办,有的厂招工进来这批农民工还会安排宿舍,建工企业也会安排住地。现在很多实际上是流进来的人口,比如说上海洗脚的5万以上,开黑车的10万以上,如果都按公平待遇来解决这个问题能行吗?没有稳定工作,今后造成问题怎么办?上海的垃圾收集站原来是400个,在联合国说上海垃圾收集得最好,现在4000个都不止,解决这些问题要从实际出发。有一句话讲得很好,这些东西,中央的部门和地方政府要共同处理,包括学者要出主意,使大家形成一个共识。人的城镇化从区域角度讲也不能一概而论,城市群之内的城镇化问题和城市群之外的城镇化问题是两回事。对照国际上的标准,我说我们现在是不合格的城市群,规划了很多,二十几个,一个个出来,但是你连基本条件都不提,没有高速交通的城市群是城市群吗?高速交通有两种,洛杉矶那种模式我们能学吗?就是高速公路那种,不能学,现在我们学得连县城都堵得不得了,都是开了车子,很风光。另外一种,是集约式的,轨道交通,至少解决大中小城市的通勤,有了通勤才可能说小城市的发展有了前提条件,东京、大阪、香港,100万人100公里,大量都是和轨道交通结合起来的,这些先进的东西我们为什么不学?所以发改委做这个规划,前提条件要讲清楚,规划了这么多城市群,前提条件都没了,怎么搞?所以当前的问题,城市群从理论上讲可以解决大中小城市发展问题,但是小城市没发展起来,为什么?就是应该把轨道交通搞起来。城镇化:新一波区域红利解码过去十年,楼市始终是人民最关注的话题,伴随着房价迅猛增长的,是中国快速的城镇化过程。十年间,中国的城镇化率从2004年的41.8%上涨到2013年的53.7%,但2013年“户籍城镇化率”仅为35.7%左右。教育、医疗、社会保障……对很多落户城镇多年的非户籍人口来说,户籍是心中“永远的痛”。“要遵循城镇化发展规律,顺应人民群众意愿,扎实做好户籍制度改革各项工作”。17日召开的全国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工作电视电话会议(下称“户籍改革会议”)上,国务院副总理张高丽如此表示。  城镇化人口相当于一个荷兰城镇化水平的高低往往与经济发展水平成正比。根据发达国家的城市化经验,城市化率在30%~70%期间是加速城市化的时期。中国的城镇化率十年间从41.8%上涨到53.7%,这意味着每年我国有超过1600万的人口从农村进入到城市,与欧洲发达国家荷兰的总人口相当。其中,2011年,中国城镇化率首次突破50%关口,达到51.3%。这标志着我国大陆城镇人口首次超过农村。这是中国社会结构的一个历史性变化,表明中国已经结束了以乡村型社会为主体的时代,开始进入到以城市型社会为主体的新时代。  “半拉子城镇化”难题不过,目前53.7%的城镇化率,不仅包括户籍城镇人口,还包括在城市居住、打工超过半年以上的人口。而真正具有城镇户籍、享受城镇基本公共服务的人口只有35%左右。这两个数字的差距就是长期工作、生活在城市的2.6亿农民工,他们与户籍非农人口在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社会均等化方面存在差距。这样的城镇化也被一些学者称为“伪城镇化”、“半拉子的城镇化”。这种“半城市化”在北上广深尤为明显。例如目前深圳常住人口已经达到1000多万,但户籍人口只有300多万。而广州常住人口有1600万,但户籍人口只有800万。“外来人口的医疗、养老、小孩的教育跟户籍人口都有相当大的差距。”厦门大学经济学系副教授丁长发对《第一财经日报》说,这些城市急需通过制度的设计来解决问题,这也是未来需要突破的难点。今年3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年)》(下称《规划》),要求切实加强对城镇化工作的指导,着重解决好农业转移人口落户城镇、城镇棚户区和城中村改造、中西部地区城镇化等问题,推进城镇化沿着正确方向发展。按照《规划》,到2020年,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到60%左右,户籍人口城镇化率达到45%左右,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与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差距缩小2个百分点左右,努力实现1亿左右农业转移人口和其他常住人口在城镇落户。《规划》最大的亮点是推进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规划》提出保障随迁子女平等享有受教育权利、完善公共就业创业服务体系、扩大社会保障覆盖面、改善基本医疗卫生条件、拓宽住房保障渠道等一系列举措,推进农业转移人口享有城镇基本公共服务,并要求创新体制机制,建立健全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推进机制。上述户籍改革会议上,张高丽强调,推进户籍制度改革,要遵循规律、积极稳妥,坚持从实际出发,全面实施差别化落户政策;坚持存量优先,逐步满足符合条件的农业转移人口落户需求;坚持加快中小城市发展,增强集聚人口和提供公共服务的能力,确保与新型城镇化发展相适应。要以人为本、顺应民意,充分尊重城乡居民自主定居的意愿,切实保障农业转移人口合法权益,加快推进城镇基本公共服务常住人口全覆盖,在制度安排上为各类社会群体提供更多选择,最大限度释放改革红利。  合理的成本分担机制而要推进人口的市民化,说到底还是花钱的问题。例如广东省今年6月公布的测算数据称,广东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人均成本主要包括一次性成本13.41万元,以及每年公共服务成本6851元。若按2020年广东实现1300万人落户的目标,也就是说在这六七年内广东需投入超1.7万亿元。如果以广东的标准算,全国要实现1亿人落户城镇,所需成本超过了10万亿元。国家发改委国土开发与地区经济研究所所长肖金成多次对本报分析,尽管中央一直将人的城镇化作为城镇化的重点,但对地方政府来说,户籍改革、农民工市民化是需要掏钱的,这就涉及到利益的改革问题。因此如何建立一个合理的成本分担机制就十分关键。《规划》提出,要建立健全由政府、企业、个人共同参与的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成本分担机制,根据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成本分类,明确成本承担主体和支出责任。  以“三个1亿人”为切入点9月16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主持召开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试点工作座谈会时表示,新型城镇化贵在突出“新”字、核心在写好“人”字,要以着力解决好“三个1亿人”问题为切入点。今年的“两会”政府工作报告指出,城镇化是现代化的必由之路,是破除城乡二元结构的重要依托。今后一个时期,着重解决好现有“三个1亿人”问题:促进约1亿农业转移人口落户城镇,改造约1亿人居住的城镇棚户区和城中村,引导约1亿人在中西部地区就近城镇化。贵州省社科院城市经济研究所所长胡晓登教授告诉《第一财经日报》,将解决“三个1亿人”问题作为今后一个时期城镇化的重点,也说明城镇化不仅注重量的扩大,更注重质的提升。对于促进约1亿农业转移人口落户城镇,中山大学岭南学院财税系主任林江教授分析说,像珠三角外来人口众多,一直以来户籍问题困扰不断。地方政府在此压力下,也有必要通过户籍放开,让外来工融入到本地,有利于缓解用工缺口。从化解社会矛盾的角度来看,这也是题中应有之义。一方面是让外来务工人员在当地扎根,另一方面则是解决城市发展的质量问题。胡晓登说,改造约1亿人居住的城镇棚户区和城中村,突出城镇化发展不是单纯的房地产开发和城市平面扩张,而是关系到社会民生、解决城市贫富差距等问题。  中西部是未来城镇化主战场从地理空间来说,中西部将成为未来城镇化的主战场。根据《第一财经日报》统计,目前中西部地区除了少数几个省份之外,大部分省份的城镇化率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这其中,西藏、贵州和云南均低于40%,四川、广西、甘肃、河南也低于45%。李克强总理在今年9月的座谈会上指出,要加快基础设施建设,在“十三五”时期重点向中西部倾斜;积极承接产业转移,在有条件的地方设立国家级产业转移示范区,鼓励东部产业园区在中西部开展共建、托管等连锁经营,以“业”兴“城”,做大做强中西部中小城市和县城,提升人口承载能力,促进约1亿人在中西部就近城镇化,逐步减少大规模人口“候鸟式”迁徙。胡晓登说,人口城镇化包括两个部分,一是能在城镇就业,二是享受城市的公共产品。所以如果没有相应的产业注入,中西部的城镇化就是一句空话。因此在产业布局时,应该有意识地把一些能够容纳更多就业人口的产业布局在中西部地区。与此同时,这些城市还必须分布有相应的公共产品,如交通、教育、医疗、文化等资源。张高丽在户籍改革会议上也指出,要统筹配套、协同推进,抓紧制定《居住证管理办法》,做好户籍制度改革与教育、就业、医疗、养老、住房保障、农村产权、财力保障等相关领域改革的衔接。(第一财经日报)
编辑:东方财富网
来源:东方财富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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